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军事苦役或者说沦为军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使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 储藏的纸币。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那些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回交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153]！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

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 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