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多。难怪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 页。——编者注

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 1905 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见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 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 1914—1915 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又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

（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现过很大的动摇。1901—190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132]，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论战，把他在 1900 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33]**上提出的决议叫作“橡皮性”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一些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现在，当我们来研究考茨

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就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本身来看，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来看，我们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 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 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 1872 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Sprengung

——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像样的了。而考茨基在详尽驳斥伯恩施坦主义**^[134]**的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

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 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9 页。——编者注

但一般说来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 1852 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135]**，考茨基却只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 172 页）

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

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到 1891 年这 40 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

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 1899 年，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偷换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 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作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这一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他那本论“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课题。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在谈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限于此，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得政权。恰巧马克思在 1872 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中已经“过时的”东西**^[136]**，

考茨基却在 1902 年把它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这样一节：“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其中既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又讲到国内战争，又讲到“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已经给了工人什么教训。可见， 恩格斯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德国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纲领”。接着他叙述了纲领的各条。至于 1871 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像“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进行持久的和深入的斗争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

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通过“深入的”斗争这种空洞而浮夸的言词回避了 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在口头上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么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 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

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

>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来组织。”（1903 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 148 页和第 115 页）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70 年代用公社的教训作例子

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 同任何一个工厂、大商店和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都绝对要求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给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会有完全停产或损坏机器和产品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像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 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①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 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像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 1909 年我们国内最反动的时期出版的**^[137]**）。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像 1899 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泛谈革命纲领，也不像 1902 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涉及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问题而泛谈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那些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纪元”**已经到来**的具体 情况。

作者明确地指出，阶级矛盾一般都在尖锐化，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 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 1905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5 页。——编者注

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的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应当把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当作一个尺度来衡量一下，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答应要做什么，在战争 爆发时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比它表面看来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 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像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 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 年）； 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 年）；但是，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 1852 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

（1912 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