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最近的（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建立“协调的组织”和加强纪律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①。现在大家都乐意“投票赞成”和“签署”这类决议，但是关于实现这些决议需要强制，而且正是专政形式的强制这一点，人们通常却不去仔细考虑。可是，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胡说。1917—1918 年的俄国，也在这方面非常明显、具体、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只有绝顶愚钝或硬不承认真理的人，才会在这方面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如果把科尔尼洛夫看作俄国式资产阶级的卡芬雅克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经过了几次非常急剧的转变而非常迅速地发展的国家，在灾难性的战争造成惨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出路。一切中间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资产阶级不能讲真话，不能说他们需要科尔尼洛夫），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马尔托夫之流的愚蠢念头（他们一味宣扬所谓民主派的统一、民主派专政、民主联合战线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如果1917—1918 年俄国革命的进程都没有使一个人懂得不可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那么对这样的人也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另一方面，不难了解，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这些剥削者的财富，他们在组织能力上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剥夺掉的，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试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外部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内部战争即内战，而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会比外部战争造成的更大，内战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极不明确、极不稳定、极为混乱的状态。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只能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需要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群众革命热忱未能持久的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14 页。——编者注

就是无产阶级还不强大，而唯有它才能（如果它有足够的数量、觉悟和纪律）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简单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并且长期掌握政权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有害分子。

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已正确地开始实现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苏维埃组织在俄国一切民族地区的胜利进军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这个先进阶级发动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实行新的民主，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他们正根据亲身体验认识到，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

但是，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像铁，却很像浆糊。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部进行活动，采取萨文柯夫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办法，搞阴谋和暴动，以及通过他们污浊的“思想上的”反映，在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不断造谣诬蔑；另一方面，这种自发势力还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

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武力镇压转向管理工作，镇压和强制的典型表现也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在这一方面，革命群众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以后，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证明了革命的生命力，在解散资产阶级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颁布以前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即工农的法院。可是，我们革命的人民的法院还非常非常软弱。还可以感觉到，人民把法院看作一种同自己对立的衙门，这种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而留传下来的观点，还没有彻底打破。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法院正是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因为司法工作是国家管理的职能之一），法院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权力机关，法院是纪律教育的工具。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就决不能凭一时的热情，而只能靠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全民的组织和纪律来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所需要的粮食（燃料），把它们及时运到并且正确地进行分配。因此，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我们现在要最坚决反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表现在对饥荒和失业现象同组织和纪律方面的普遍自由散漫有着国民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一点认识不足，就表现在还牢固地保持着这样一种小私有者的观点：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在铁路这个可以说是最明显地体现着大资本主义造成的机构的经济联系的部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发势力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的这种斗争表现得特别突出。“蹲办公室的”人员中间产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贿者；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为纪律而斗争；而在前后两种人之间，自然有很多动摇

的、“软弱的”人，他们无力抗拒投机活动、贿赂和私利的“诱惑”，不惜破坏整个机构来换取私利，而战胜饥荒和失业是要靠这些机构正确地进行工作的。

在这个基础上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赋予领导者个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展开的斗争**^[258]**，是很说明问题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觉的（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代表，想把赋予个人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作是背离集体管理制原则，背离民主制和背离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在一些地方利用一些人的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反对关于独裁权的法令。问题变得确实意义重大：第一是原则问题，即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人的这种做法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究竟是否相容；第二，这件事情，也可说是这个先例，同政权在目前具体形势下的特殊任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研究。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

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这一点上，咒骂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应声虫总是耍弄手腕：一方面，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无政府主义的、野蛮的东西，极力避开我们用来证明苏维埃是民主制的高级形式，甚至是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开端的所有历史对比和理论论据；另一方面，他们却向我们要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民主制，并且说，个人独裁是同你们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

这种论断是十分拙劣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

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像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倒退，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巨大努力，这个过渡才会实现。害了《新生活报》^[76]、《前进报》

^[259]、《人民事业报》**^[82]或《我们时代报》^[260]**那种庸人的歇斯底里症的

人，是不肯考虑这一点的。

就拿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来看，把这种心理同他的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比较一下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实际上从来没有看到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真正作出过任何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大的牺牲或做过有利于他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把许诺过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给他，把和平给他，牺牲“大国地位”的利益和大国秘密条约的利益，牺牲资本和利润。只是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以后，当他自己用强力取得了这种东西，并且必须用强力来保卫这种东西不受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杜托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侵犯的时候，他才看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一定时间内，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喘喘气，伸伸腰和舒展一下躯体，取得一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剥削者没有给过他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当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普通的群众才能不仅亲眼看见，不仅信服，而且还会亲身感到：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会助长经济破坏，招致灭亡，导致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卷土重来。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上（因而还有心理上）相应的转变不过刚刚开始。我们的全部任务，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

资产者、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嘲笑“开群众大会”，更常常恶意地加以指摘，认为这只是混乱、胡闹和小私有者利己主义的发作。可是，不开群众大会，被压迫群众永远也不能由剥削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转到自觉自愿的纪律。开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投入新生活的行动，是他们在这样一个活动场所的初步行动，他们自己从这个场所清除了恶棍（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他们自己还希望学会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苏维埃的 政权（不是别人的，不是贵族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整顿这个活动场所。正是要有劳动者战胜剥削者的十月胜利，正是要有由劳动者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指挥。

这个过渡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看到，劳动群众怎样在自己中间创造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为推翻剥削者而共同奋斗。1905 年 10

月以及 1917 年 2 月和 10 月这样一些阶段，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唤醒和发动被剥削者推下去的社会“下层”，这些人只是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以后才得到了推翻剥削者、开始认识环境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的完全自由。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蹂躏得最厉害的、受教育最少的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到处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便是革命的第二个伟大阶段。

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日常劳动纪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汹涌澎湃，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件事我们一定能学会。

昨天，我们曾遇到以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杜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耶夫斯基之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威胁，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种复辟，这种同样的复辟，又以另一种形式威胁着我们，它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必须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能战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