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 14 页）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

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 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
21 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罗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

（第 22 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就来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①

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②

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③

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正如自由主义者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或者说带着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小事一桩！

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55—556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554 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胆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像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啊！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 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像奥吉亚斯的牛圈**^[308]**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从他书中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犯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

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并且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小册子的书名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截了当地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的小册子一般地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 6 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

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彻底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 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论述。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俄国革命的经验，谈谈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同立宪会议**^[19]**之间的分歧——导致解散立宪会议和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