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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 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 1870 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
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①但是，当 1871 年
3 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像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 1905 年 11 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
民进行斗争，而在 1905 年 12 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109]。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
到欢欣鼓舞**[110]**，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 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 1872 年 6 月 24 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 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②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
《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 年 4 月 12 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50 页。——编者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9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2 卷第 372 页。——编者注
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 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 20 年卷（1901—1902）第 1 册第 709 页）①（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②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 1871 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 1917 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 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 1914—1917 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 “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 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 20 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111]**或土耳其革命**[112]**，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
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
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
—1907 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1871 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2 页。——编者注
② 见本版选集第 1 卷第 699—708 页。——编者注
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 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 1871 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 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