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

拿西欧革命的规模来比较，我们现在大约处于 1793 年和 1871 年达到的水平。我们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达到了这种水平，并且在一个方面无疑还超过了一些，这就是用法令确认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最高的国家类型——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因为我们仅仅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计算和监督。而不做到这一点，便谈不到实施社会主义的另

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虽然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也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规定当前任务就会不确切，不具体，其中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特点：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

这一点可以打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在反资本战争中的状况好比一支打胜仗的军队的状况，它已经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比如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地盘，它必须暂停进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弹药的储备，修理和加固交通线，建筑新的仓库，调集新的后备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打胜仗的军队暂停进攻，正是为了夺取敌人其余的地盘，即为了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目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正是要这样“暂停”向资本的进攻，谁不懂得这一点，那他就是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

当然，所谓“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只能是带引号的，只是个比喻。在通常的战争中，可以下一道暂停进攻的通令，可以实际停止前进。而在反资本的战争中，却不能停止前进，也谈不上我们不再继续剥夺资本。这里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在此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进行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我们就能解决这个任务，就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就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整个“战役”。

但是，我们承认必须弥补疏忽了的事情，是否等于承认某些事情做错了呢？丝毫不是。我们再拿军事作比喻吧。如果单用轻骑兵就能够击溃并且击退敌人，那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只能取得一定限度的胜利，那就完全可以想见，要超出这个限度，就有必要调来重炮兵。我们承认现在应该弥补以前没有调来重炮兵这件疏忽了的事情，这绝不是承认轻骑兵的胜利的进攻是一个错误。

资产阶级的走狗常常责骂我们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这种责骂是荒谬的，只能出于富人的走狗之口。因为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是当时的情况所绝对要求的：第一，当时资本是通过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萨文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鲍加耶夫斯基等人进行军事反抗（格格奇柯利直到目前还在进行这样的反抗）。粉碎军事反抗非用军事手段不可，赤卫队正是完成了使被剥削劳动者摆脱剥削者压迫的极其崇高伟大的历史事业。

第二，当时我们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来代替镇压的方法，还因为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当时我们还不可能支配各种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因为他们或者是在鲍加耶夫斯基之流的队伍中作战，或者是还能用怠工不断进行顽强的消极反抗。现在我们已经粉碎了怠工。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收到了成效，获得了胜利，因为我们既战胜了资本的军事反抗，又战胜了资本的怠工反抗。

这是不是说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形势之下

都是适当的，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同资本作斗争呢？这样想是幼稚无知。我们用轻骑兵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有重炮兵。我们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我们也能够用管理的方法获得胜利。形势改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善于改变。我们一分钟也不放弃采用“赤卫队”镇压萨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可是，我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竟在需要用赤卫队进攻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而且已经胜利地结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它绝不能再生长任何资产阶级这种时代已经来到的时候，还把“赤卫队式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代，或者确切些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要彻底战胜资本，就应该善于使我们的斗争形式适合这个阶段的特殊情况。

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社会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具体些说，用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迈进。而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这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迅速地在全民范围内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当时由于战争和俄国的落后，这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在粉碎了怠工以后，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专家也完全服从我们。由于整个计算和监督工作搞得相当“晚”，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但还没有造成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大多数怠工者虽然“上班”了，但是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报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熟悉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仔细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背离，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名利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250]**。

自然，资产阶级的走狗，尤其是像孟什维克、新生活派**^[161]**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帮下等奴仆，会因为我们承认后退了一步而耻笑我们。可是我们丝毫用不着去理睬这种耻笑。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不要掩盖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而要努力及时做完尚未完成的事情。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遭受过局部的失败，在某一方面和某一地方暂时后退过。而我们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役”，比最困难的战役还要困难百万倍，如果因为部分和局部的后退就垂头丧气，那是愚蠢而可耻的。

我们从实际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假设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需要 1000 名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第一流的学者和专家来指导国民劳动，以便尽快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假设应当付给这些“头等明星”——当然，其中大多数叫喊工人腐化叫得最凶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受资产阶级道德腐化最深的人——每年每人 25 000 卢布。假设这个总数（2 500 万卢布）增加一倍（假定对成绩特别优良而迅速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组织技术任务的人给以奖金），或者甚至再加三倍（假定还要聘请几百个要价更高的外国专家）。试问，为了按照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苏维埃共和国每年花费 5000 万或 1 亿卢布，能不能说是花费过多或担负不起呢？当然不能。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能不损失数十亿卢布，而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能使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明星”人人自愿来参加我们的工作的程度。

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甲既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在急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冒险家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和各种委员当中那些无能的或者无耻的人，也是乐意充当“明星”—— 盗窃公产的“明星”的），也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每一个有头脑的正直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的做法，都会认识到：要一下子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是办不到的；要使苏维埃共和国免除 5000 万或 1

亿卢布的“贡赋”（因我们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 000000000000 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赋），就只有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资本主义遗产”、“拘守资本主义传统”的人，即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公产盗窃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产”）。如果觉悟的先进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苏维埃机关帮助之下，能够在一年内组织起来，有了纪律，振奋起精神，建立起强有力的劳动纪律，那么，一年以后我们便能免除这项“贡赋”，甚至在这之前，随着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的提高，就能缩减这种“贡赋”。我们工人农民通过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最好的劳动纪律和高级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快地免除向这些专家交纳的一切“贡赋”。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对于了解目前时局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任务是一个关键。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心正在转移到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上来。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在银行国有化、垄断对外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征收在无产阶级看来是适当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在实行劳动义务制方面，正确规定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当前任务。

在这些方面（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整个计算和监督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自然，这是最困难的任务中的一项任务，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形下，这项任务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可是，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恰恰是在这里同我们进行最严重的较量，他们破

坏正在建立的监督，例如破坏粮食垄断，夺取阵地进行投机活动和投机买卖。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要继续实行银行国有化，坚决地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簿记的枢纽机关，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做出下列的实际成果：增加人民银行分行的数量，吸收存款，简化储户存款取款的手续，消灭“排队”现象，逮捕和枪毙受贿者和骗子等等。先把最简单的事情切实做好，把目前的事情安排好，然后再准备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巩固并且整顿那些已经实行了国家垄断的事业（如粮食垄断、皮革垄断等等），借此准备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没有这种垄断，我们就不能用交纳“贡赋”的办法“摆脱”外国资本**^[251]**。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就全看我们能否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用向外国资本交纳一些贡赋的办法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独立。

一般的征税工作，特别是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工作，我们也非常落后。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这是一项在原则上完全可行并且得到无产阶级赞同的措施）表明，我们在这一方面仍然更接近于夺取的方法（为了穷人，从富人手里把俄国夺取回来的方法），而不是管理的方法。可是，我们要想更加强大，要想更稳固地站住脚，就必须转而采用这后一种方法，就必须用常规的、照章征收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的办法。这能给无产阶级国家更多的好处，但也要求我们有更高的组织程度，有更完善的计算和监督。^[252]

我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过迟再一次表明，当前迫切需要着手的正是组织准备工作，这项工作一方面是要彻底巩固已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准备一次“包围”资本并迫使它“投降”的战役所必需的。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但在实行时应当十分慎重，逐步进行，用实际经验检验每一步骤，而且，第一步当然是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对每个资产者（农村资产者也在内）建立劳动消费收支手册，将是进到完全“包围”敌人和建立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真正全民计算和监督的一个重大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