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问题。他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这部著作满篇都在暗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民主”(见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话)。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经实际地摆在革命面前了。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是怎样考察这个问题的。

他引用了我所写的发表在 1917 年 12 月 26 日《真理报》[23]上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①。这看来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讨论问题的最好证明了。不过还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吧。他没有说这个提纲有**[19]**条, 没有说这个提纲既提出了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的分歧有其历史的问题。所有这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谈,他只简单地对读者说,“其中<在这个提纲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但在立宪会议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 5 条);二、一般说来,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 3 条)。

就是这第 3 条,考茨基才完整地引用了它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论点: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②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

① 见本卷第 363—367 页。——编者注

② 附带说一下,考茨基多次引用了“痛苦最少地”过渡这几个字,显然是想来讽刺 讽刺。可是他用的方法不中用,所以在几页之后,他就作假,把引文伪造成“无 痛苦地”过渡!当然,用这种方法把荒谬的话加到论敌身上是不困难的。作假 也能帮助回避论据的实质,即只有把全体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为苏维埃), 只 有国家政权的中坚(无产阶级)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痛苦最少地过渡 到社会主义。

“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可惜, 他们只是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像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 31 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像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 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 1917 年 4 月 4 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 年 1 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311]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 年 4 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312]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①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 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

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有关决议和声明的译文,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 30 页上是直接提到过我 1917 年 12 月 26 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 3 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 2 条

第 2 条是: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 1917 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 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 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

① 附带说一下: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谎话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怀着仇恨的孟什维克写的诽谤性的小册子。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低于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共和国,这对不对呢?这是问题的中心,而考茨基却避而不谈。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所说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记了”。他还“忘记了”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28 日写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特别明白易懂地表达了跟马克思同样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①

请看,这就是第二国际最卓越的理论家,他写了一本专著《无产阶级专政》,专门谈到了俄国,却闭口不谈俄国曾经直接地多次地提出过的比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国家形式的问题。这实际上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什么区别呢?

(附带说一下:在这里,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国孟什维克跑的。在孟什维克中间,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种引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然而从 1917

年 4 月至 1917 年 10 月,再从 1917 年 10 月至 1918 年 10 月,竟没有一个孟什维克作过一次尝试去研究一下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只好默不作声吧。)

很明显,同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主要问题 即巴黎公社类型国家问题上却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谈论解散立宪会议, 简直是对牛弹琴。只要在本书附录中把我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全文刊印出来就够了。从这个提纲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 1917 年 12 月 26 日就已从理论上、历史上和政治实践上提出来了。

如果说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他作为历史学家也许会来考察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斗争的问题吧。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 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即使作为历史学家也背离了真理,忽视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成了一个逢迎献媚的奴才。他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就说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曾怎样试图缓和他们同立宪会议的冲突。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要否认的;现在我把提纲全文刊印出来,提纲上明显不过地写着:盘踞在立宪会议中的动摇的小资产者先生们,或者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或者是我们“用革命手段”战胜你们(提纲第 18 条和第 19 条)。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向来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

考茨基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的。在我的提纲里曾多次明白地说过,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见提纲第 16 条和第 17 条)。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 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考茨基也许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是某一个阶级的机关。但是现在考茨基需要

(为了进行背弃革命的卑鄙勾当)忘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提出俄国立宪 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关的问题。考茨基不分析具体环境,不愿看看事实,根本不向德国读者说:我的提纲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问题(提纲第 1—3 条),不仅谈到了使 1917 年 10 月中旬各党派提出的名单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1917 年 12 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具体条件(提纲第 4—6 条),而且谈到

了 1917 年 10—12 月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提纲第 7—15 条)。我

们根据这段具体历史得出了结论(提纲第 14 条):“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 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5]**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

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历史学家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

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听说过,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立宪会议的阶级内容问题,在我的提纲中已经直接提出和解决了。也许我解决得不对。假使有人对我们的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来就应该进行这种批评,而不应该去写那些十足的蠢话(这种话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说有人在阻碍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可是问题正在于考茨基没有进行这种批评。他甚至没有 提出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因此,无法同考茨基展开争论或辩论,只好向读者表明,为什么只能把考茨基称为叛徒。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有它的历史,这段历史,就连不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考茨基连这段实际历史也不愿涉及。他 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心怀恶意的孟什维克才隐瞒这个事实):苏维埃即使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在 1917 年 2

月底至 10 月,也是同“全国性的”机构(即资产阶级的机构)有分歧的。实际上,考茨基所持的观点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不管考茨基怎样否认,但他的这种观点终究是事实,他那一整本小册子就是证据。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就等于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 1917 年 2 月至 10 月一直在干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财产资格的人”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

(1917 年 2—10 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一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说成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力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试验,使人民看清了他们的努力毫无所获,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像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 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 1917 年 2 月 28 日(俄历)至 10 月 25 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

两次代表俄国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还不算许许多多各级地方的(县、市、省、区域的)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连一次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143]**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六月代表大会)[70]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 年 1 月), 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 年 10 月)代表大会**[189]**和第三次(1918 年1 月)代表大会**[211]**,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因此,单从苏维埃的表面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看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 哪怕世界灭亡!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

人数

其中布尔什

维克的人数

布尔什维克

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 年 6 月 3 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 年 10 月 25 日)

675

343

51%

第三次(1918 年 1 月 10 日)

710

434

61%

[236]

第四次(1918 年 3 月 14 日) 1232

795

64%

[313]

第五次(1918 年 7 月 4 日) 1164

773

66%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像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苏维埃宪法[287]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 1917 年春至 1918 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 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96]**,

——这一切造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不顾历史事实,无视那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 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

地⋯⋯天真,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这种天真倒很可爱,但如果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蠢才的人,这种天真就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 33 页)⋯⋯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是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的意志的。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 34 页及其他许多页)。

啊,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您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像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 对于任何一个不是像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314]**那样对待历史的人来 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用“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像“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昏头昏脑地把组织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315]**并且付给怠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作合法的“反对派”。啊,多么深刻的思想!

考茨基只是对问题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兴趣,所以一读到他对苏维埃宪法发表的议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尔的一句话:法学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考茨基说:“实际上,单把资本家变为无权的人是不行的。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有产者吗?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进步、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也会使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 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三大部门中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属于职员和雇佣工人这一类的约有 3500 万人,属于独

立经营者这一类的有 1700 万人。可见,党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可以成为多

数,但在全体居民中间则占少数。”(第 33 页)

这是考茨基的典型议论之一。这难道不是资产者反革命的抱怨吗?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国极大多数农民不雇用工人,因而也没有被剥夺权利,你为什么把全体“独立经营者”都算作没有权利的人呢?这难道不是捏造吗?

您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数字,1907 年德国同一个统计材料里关于农业中各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数字呢?您为什么不把德国统计材料的以上数字给那些读您的小册子的德国工人看,让他们知道剥削 者有多少,知道剥削者在“农户”总数中只占少数呢?

这是因为您的叛徒立场使您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你们看,资本家原来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于是考茨基在好几页上攻

击苏维埃宪法的“专横”。这位“郑重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其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 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

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学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释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 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普通农 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一天比一天更纯粹的“纯粹民主”。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开来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受到资产阶级压迫、被 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炽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一帮吸血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大叫起“专横”来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智练达的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 1918 年 4 月 28 日的讲话①中引了一句话:“⋯⋯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于是“纯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每个选民会议大概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 37 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谓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

勤勉工人这种叫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

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昏头昏脑的庸人群众运动展开以前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制定出一个温和谨慎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们这位极其博学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316]**义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说,1918 年 6 月 14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们开除出苏维埃。**[317]** 义愤填膺的犹杜什卡·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了某种罪行的某些个人⋯⋯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不受侵犯的问题。在这里,被开除出苏维埃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 37 页)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是不可容忍地背弃纯粹民主,而我们这位革命的犹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规则干革命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应该先保证萨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恩**[275]**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

① 见本卷第 474—508 页。——编者注

派”[318])不受侵犯,然后再制定刑法,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应受惩治”,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有权根据这个刑法并依照“纯粹民主” 把“某些个人”开除出苏维埃。不言而喻,通过萨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恩之流或依靠他们的鼓动从英法资本家手里领取金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帮助之下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在我们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乖乖地坐在那里, 并且会像最纯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反对派”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的人们的选举权, 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愤。他写道:“带一个学徒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

(第 36 页)

这是怎样地背弃“纯粹民主”啊!这是怎样地不正义啊!固然,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小业主剥削雇佣工人是最不讲良心和最贪得无厌的,但犹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谁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某些个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剥削者。人们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纯粹”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希特尔虚构出来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他以被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者”剥夺得分文不剩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节俭的阿格尼斯”) 为例。有一个时期,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倍倍尔还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说,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319]**;这是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带一个学徒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任何一个选举大会”,像同一个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只要他(作为例外) 不是剥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够指望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 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与其去冒险,使工人有可能欺侮“节俭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给一切雇用工人的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欢迎① 的实行背叛的小人去痛骂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吧。这样很好,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压迫阶级的群众,他们的觉悟的忠诚的领袖革命无产者,一定会赞成

① 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320](1918 年 10 月 22 日第 293 号)的社论。这篇社 论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十分满 意。当然啦!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在一篇专 论[321]上说,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

我们。只要让这些无产者和这些群众了解了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们立刻会说:这才真正是我们的人,这才真正是工人政党,真正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像上述一切领袖们欺骗我们那样用改良的空话欺骗工人,而是认真同剥削者进行斗争,认真实行革命,真正为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既然苏维埃在一年的“实践”之后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 苏维埃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卖身给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组织。既然苏维埃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 苏维埃不是小资产阶级同资本家妥协的机关,不是进行议会空谈(如考茨基、龙格和麦克唐纳之流的空谈)的机关,而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剥削者作你死我活斗争的机关。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几天前(今天是 10 月 30 日)从柏林写信告诉我: “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书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让他们来声讨这个早已成 了“发臭的死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先生在书末(第 61 页和第 63 页)伤心地说:“新理论(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不敢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像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也找到了拥护者。”“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论”,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的严重教训使得革命群众愈来愈讨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们”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们忽然又要抛弃它! “我们”,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

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 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 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当时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 将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322]**只有这种观点才 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任何人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中都看得出来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国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论,他们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议会制,讳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贯彻到底。

“我们”对资产阶级说过:你们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谈民主,同时却在各种场合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们抓住你们的话,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把群众训练好去进行打倒你们这些剥削者的革命。如果你们剥削者企图反抗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就会无情地镇压你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 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和还要说的话,这就是被压迫

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同我们在一起,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