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国家的一切极端仇视和不信任。克服这一点，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在计算和监督的问题上，即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立即面临的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遗产”的影响表现得特别尖锐。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认识（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亲身的苏维埃的经验）并且感受到：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重新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就不可避免。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习惯和传统，也是反对国家监督而主张“神圣的私有财产”和“神圣的”私有企业不可侵犯。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的论点

是多么正确，这些思潮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多么不可调和。努力把由苏维埃即国家实行监督和计算的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力求实现这种思想，力求破除把获得衣食看作“私”事，把买卖看作“只是与我有关”的这种旧时恶习，——这是一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自觉性反对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斗争。

我们已经把工人监督制定为法律，可是它刚刚开始深入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生活，甚至刚刚开始深入他们的意识。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没有表报，没有监督，就是扼杀社会主义的幼芽，就是盗窃公产（因为现在一切财产都属于公家，而公家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对计算和监督漫不经心就是直接帮助德国的和俄国的科尔尼洛夫之流，因为只有在我们解决不了计算和监督的任务的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推翻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全体农民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窥伺着”我们，待机而动，——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在鼓动工作中说得不够，先进的工人和农民也想得不够，说得不够。可是只要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只要先进工人还没有对破坏这种监督或对监督掉以轻心的人组织并开展胜利的和无情的斗争，就不能从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工人监督）进到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 7 小时或 6 小时以至更少。这就非搞好对粮食和粮食生产（然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的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不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一种便于过渡到对产品分配实行广泛的计算和监督的群众组织——消费合作社。在俄国，这种组织不像在先进国家里那样发达，可是还是拥有 1000 万以上的社员。前几天颁布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253]**，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清楚地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目前形势和任务的特点。

这个法令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社以及仍然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合作社达成的一种协议。说它是协议或妥协，是因为第一，上述这些组织的代表不仅参加了法令的讨论，而且实际上还取得了表决权，法令中有一部分条文因受到这些组织的坚决反对而删掉了。第二，这种妥协实质上就是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免费入社的原则（这是唯一的彻底无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还放弃了一地全体居民加入一个合作社的原则。放弃这个同消灭阶级的任务相符合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原则，就给了“工人的阶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这种场合叫“阶级合作社”，只是因为它们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继续存在的权利。最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把资产阶级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完全排除出去的条文也大大放宽了，只禁止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的老板进入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如果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政权已经搞好了全国范围内的计算和监督，或者至少是搞好了这种监督的基础，那就不会有作这种妥协的必要。那时我们就能通过各地苏维埃的粮食部门，通过各地苏维埃下设的供给机关，使居民都参加统一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合作社，而用不着资产阶级合作社的协助，用不着对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让步，这种原则使得工人合作社仍然与资产阶级合作社同时并存，而不是使这个资产阶级合作社完全服从自己，把两种合作社合并起来，自己掌握全部管理权，自己监视富人的消费。

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这种协议时，具体确定了自己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策略任务和特殊的工作方法：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对他们作某些局部的让步，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向前进展的条件，这种进展比我们最初预计的要缓慢些，但是会更稳固，能更可靠地保证根据地和交通线，更好地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苏维埃现在能够（而且应该）用一种非常明显、简单、实际的尺度测量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成绩，这就是看合作社的发展有多少村社（公社或村庄、街区等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包括全体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