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1918 年维也纳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公司版,共 63 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像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党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提到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从战争一开始,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1914—1916 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295] 和《共产党人》**[296]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已收进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反潮流》文集(1918 年彼得格勒版,共 550 页)。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 1915 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297]**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298]**或‘布伦坦诺主义’

[299](就是说,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学说,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

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俄国著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 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 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300]** 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 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6]**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像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 年日内瓦版第 13—14 页)①

其次,我在 1916 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 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

① 见本版选集第 2 卷第 523 页。——编者注

理论上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说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①

最后,我在 1917 年 8 月和 9 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 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 6 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中,我着重谈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②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详细揭露过的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机会主义歪曲。

这几点事先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并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