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 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150]**供俄国“消遣”。

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

(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

① 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 来对付劳动群众的时候, 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列宁全 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90—93 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 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

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 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 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

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作逃避兵役者加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 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 他们也必须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 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只是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 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 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 因为正是联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 1905 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

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 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