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一开始就站到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 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主要缺点，它破产（因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了）的原因，就是在同社会沙文主义、同以在海牙（荷兰）的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等等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旧国际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在这样一个

实际决定一切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动摇不定。

在我国还有人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考茨基派。而这正是一个不能不考虑到的基本事实，现在西欧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实。就连沙文主义者，德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海尔曼，即极端沙文主义的《开姆尼茨报》的编辑兼由帕尔乌斯出版的极端沙文主义的《钟声》^[54]的撰稿人海尔曼（自然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热烈主张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人），也不得不在报刊上承认，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一个东西。

到 1916 年底和 1917 年初，这个事实被完全确认了。虽然昆塔尔宣言**^[55]** 斥责了社会和平主义，但**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方面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 1917 年 1 月和 2 月的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投票赞成社会党的和平主义决议（1916 年 12 月通过）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和平主义决议**^[56]**（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该决议也是在 1916 年 12 月通过的）；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 1916 年 12 月 17 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当然不是偶然的）用**民族主义**词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57]
和昆塔尔代表会议**[58]**}的主席罗伯特·格里姆，在 1917 年 1 月，同他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古斯塔夫·弥勒等）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 1917 年 1 月和 2 月举行的各国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两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国际青年组织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年国际》**^[59]**的编辑明岑贝格，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得到的很多；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机会像在俄国那样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德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德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并且在活动了。

这就是我在上面一一提到的那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他们，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为数尚少，那么就请每个俄国工人问一问自己：在 1917 年二、三月革命的前夜，俄国的觉悟的革命者多不多呢？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张和政策。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宣布”国际主义，而在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对订立协议和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抱希望。只要

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国际间的往来就会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铁钳钳住。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附加的政府的“共和主义者” 米留可夫，在 1917 年 4 月也没有准许瑞士社会党人、瑞士社会党**^[60]**书记、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滕**进入俄国（虽然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是来探望妻子的亲属的，又因他在里加参加过 1905 年的革命，为此坐过俄国的监狱，并为获准出狱曾向沙皇政府缴纳过保释金，他来是想取回这笔保释金的。），既然“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竟能够在 1917 年 4 月的俄国**做出**这种事来，那么现在资产阶级关于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的诺言、词句和宣言究竟有什么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政府拘留托洛茨基应当怎样解释呢？不让马尔托夫离开瑞士，想把

他骗到英国，使他遭到同托洛茨基一样的命运，这又应当怎样解释呢？我们不要陷入幻想，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然事实证明，一些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连从斯德哥尔摩进入我国都得不到许可，连他们的信件都不准寄来（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完全可以用最严密的手续来审查这些信件的），那么，“等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或会议就无异是背叛国际主义。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上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畏惧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定，看到我们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看到我们现在也决心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信念了。

多得者应当多予。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的自由。我们利用这种自由，不是为了鼓吹支持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革命护国主义”，而是要勇敢地、忠实地、本着无产阶级的和李卜克内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国际，建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以及“中派”这些动摇分子势不两立的国际。

根据上述情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谈不到统一的问题，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宁可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只剩下两个人——这就是说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一起——也丝毫不能有同组织委员会的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的想法，因为这些人甘愿同《工人报》^{[61]
的波特列索夫结成联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公债**[62]**
，他们已经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了。}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63] 谁想帮助动摇分子，首先要自己不动摇。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

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社会民主党在下面主要两点上歪曲和背叛了这个宣言：（1）工人没有

祖国，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2）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被第二国际歪曲了。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 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 1894 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①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

第二国际（1889—1914 年）的领袖们，像普列汉诺夫先生、考茨基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了。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需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 1871 年巴黎公社以及 1905 年

和 1917 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现实生活，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虽然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可是这种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这已经是群众的实践问题而不只是领袖们的理论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由脱离人民的武装队伍来控制群众。

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也是国家，因为我们需要武装队伍，需要最严格的秩序，需要用暴力来无情地镇压君主派和古契柯夫-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尝试。

但是，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俄国许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群众自己，就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居于人民之上、脱离人民、拥有特权、实际上从不撤换的人。

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看通常是资产阶级的那种民主，这种民主通过旧的君主制的管理机关即警察、军队和官吏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要向前看正在诞生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前，在 1917

年 3 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

现在的形势已和 1871—1914 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此外别无他法。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现在还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错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5 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89—490 页。——编者注

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时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的利润所腐蚀，巴黎公社遭到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刚刚（1871 年）胜利，半农奴制的俄国仍然沉睡不醒。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了解了要

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①

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全人类濒临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并且不知还会使多少百万人走向粗野和死亡。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怯懦地、不坚决地、不自觉地、对资产阶级过分信任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大多数的（这是真情，这是事实） “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要知道影响群众的正是这种工具——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跑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受了这些领袖的欺骗。

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就让“许多”工人去真诚地理解社会民主党吧。现在是学习区别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领袖。

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却是这样：我们党的旧名称便于人们欺骗群众，阻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处处见到那些说话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领袖，而这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 “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他们都拿着“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期票要求兑现⋯⋯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会把我们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怕同社会民族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混淆起来，不怕同法兰西共和国激进社会党人**^[64]**这个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骗群众最高明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党混淆起来呢？“⋯⋯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 **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正是这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明天的革命任务，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把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把包围着无产者的那帮“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家伙对实际事业的破坏都丢开不管了。这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守旧的理由。

而我们是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万万人卷进去、有千百亿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场战争除了进行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

可是我们又自己怕自己。我们还舍不得脱掉那件“穿惯了的”、“可爱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604 页。——编者注

的”脏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1917 年 4 月 10 日于彼得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