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 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①。“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8 页。——编者注

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28 日给倍倍尔的信）②“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③ 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④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①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 1918 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像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像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像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 15 页。而在第 16 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 18 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302]**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大之

② 同上，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 2 卷第 336 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 4 卷第 169 页，——编者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5 页和第 376 页。——编者注

吻**^[303]**，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 18 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304]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305]中，在 1917 年 4 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306]**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 20 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

人讲述 18 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

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 1912—1914 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

**^[307]**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

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像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

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

——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像夏洛克**^[128]** 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