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237]

（3 月 8 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 1917 年 4 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通过了看来不会引起很大争论、甚至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作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我们都认为附上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整个事态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社会民主党” 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也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只有巴黎公社是它的雏型，而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①。总之，既然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么，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开始消失，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赞成旧形式的民主。

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有人可能因此把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这种意见在中央委员会里马上就遭到了否决，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把自己仅仅称为共产主义者，总是附加一些东西。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改良派、民族社会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混淆起来。

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

其次，同志们，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关于它的实践和政治部分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我们已有了一些材料： 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文集**[238]**，在我们党的两个主要理论 刊物（彼得堡出版的《启蒙》**[239]**和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240]**）上刊 登过论述怎样修改我们党纲理论部分的文章。我们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材料。曾经有过两种基本观点，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丢掉我们纲领**[241]**中原有的理 论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赞成这个观点。不过应该把关于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述补充进去，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还应当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补充进去。不管我们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运如何，不管革命今后的变化如何，不管怎么样，卷入这场战争并把最先进国家弄到饥荒、破产和野蛮地步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都已经陷入绝境。这里应该用 30 年前（1887 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估计欧洲战争的前途时说过的话。他说，在欧洲，王冠将成打地滚落街头而无人拾取；他说，许多欧洲国家都难免要遭到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欧洲战争惨祸只能有一个结局，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①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拿自己过了时的谬论来炫耀的人，他们认为在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造成破坏、野蛮、痛苦，使群众遭受灾难， 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同时，也不能保证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 将来“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奋起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要恢复它虽然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消灭。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物质残余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文化。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保留旧的纲领，而把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开始的论述补充进去。

我已经在我发表的党纲草案①里表明了这个观点。另外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另一种观点反映在我们的一些交谈中， 特别是反映在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把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全部删去或者差不多全部删去，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像我们的纲领那样论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论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 以及直接向社会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观点有原则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对的。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67 页。——编者注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481—493 页。——编者注

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曲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历史有过多大的波折，这还是仅就我国来说的；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迅猛，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

——为了在这些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 或者在历史或敌人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迷失方向，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在理论上设想过、符合我们愿望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些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看到的是俄国内战怎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以及内战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相互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论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 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依据的绝对确凿的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必须首先在纲领中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就是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这不仅是作鼓动宣传，而且是展示新的纲领，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按时间先后来说由我们担负了第一个角色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是有绝对确凿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这样就会使这些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策略，同我们所赞同的、每个觉悟工人都熟知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转化为帝国主义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和巴塞尔

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论述，这个论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242]**因此，我们应该重申这个主要之点，以 便更清楚地告诉西欧的劳动群众，他们的领导人应该在哪一点上受到谴责。我认为这样的纲领结构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其主要根据就在这里。

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当作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质出发，因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如此；所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带民族特色的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却未必必要。我们应该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就能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从这里可以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这样做，始终是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的。

其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我在《国家与革命》① 一书中曾尽力说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受到西欧占支配地位的正式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苏维埃革命和俄国建立苏维埃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苏维埃还有许多东西很粗糙，不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细心观察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时期，这种类型的国家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了几个星期，而且人们并没有理解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些创造了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是没有一个法国社会主义派别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我们之前有巴黎公社，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尽管苏维埃中存在着粗糙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特性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起来了。它已经活动了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好几个月了， 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在好几个民族地区。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显示了威力，连芬兰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也接受了，那里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政权类型毕竟也是新的、无产阶级的。**[243]**这就证明： 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新的民主制把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使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和武装保卫者，并建立能够重新教育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开始做的有哪些做得不好，我们是能够加以克服的，只要历史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一些时间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对新型的国家的论述在我们的纲领中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得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条件下，在异常匆忙的条件下来制定党纲，我们甚至未能召集自己的委

① 见本卷第 109—221 页。——编者注

员会，拟出正式的纲领草案。分发给代表同志们的东西只能称为草稿①，这一点大家都会清楚地看到。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而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指给欧洲工人看，我们着手做了什么事情， 怎样着手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样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在着手做一件好事，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么我们要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多的具体材料， 说明我们试图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我们要竭力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竭力说明，这种还有很多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新型民主制，其活的灵魂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关。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关应该像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同群众要接近得多，它们提供了接近群众的机会，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教育这些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渴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着眼于我们一个国家，而且还号召欧洲工人来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巴黎公社道路的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欧洲工人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一定会来援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要求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这一点也应适用于民主纲领的其他各条。我们应该自己来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审判工作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就在于竭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我们的这些任务，我们就会推动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在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产物， 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人民革命的任何一次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靠重复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接触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也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那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65—71 页。——编者注

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而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且考验了这个政权，这就不早了①。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倒退回去，那是空想。

俄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在历史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一点应该在纲领中写明。我们要制定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来代替最低纲领。对新型国家的论述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

显然，我们现在还制定不出纲领。我们应该拟定纲领的基本要点，交给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去制定基本提纲。甚至可以更简单些，可以根据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议的决议①来制定，因为那里已经提供了一个提纲。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这种论述，然后提出实际的改造措施。我觉得，在这里，在纲领的历史部分，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没收土地和工厂**[244]**。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 银行变成遍布全国的国家机关网，为我们提供公共簿记，提供由居民自己来进行的计算和监督，这是社会主义的下一些步骤的基础。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应该以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要求的形式写出来，即目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银行政策方面，在组织产品生产，组织交换、计算和监督， 实行劳动义务制等等方面打算进行哪些改革。如果获得成功，我们就要补充说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大大小小的步骤。这里应该十分精确和清楚地说明，什么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的，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做完。我们丝毫不要夸大，不要脱离事实，要非常客观地在纲领中叙述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让欧洲的无产阶级看到真实情况，并对他们说：这是应该做的，——好让他们说：俄国人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们会做得好些。当群众都一心要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不可战胜。在大家眼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纯粹掠夺性的战争。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在大家眼中露出原形，变成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时，这将再一次给西欧无产阶级以新的推动。必须揭露这一点，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争。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同你们谈谈的总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具体建议马上交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然后或许就在这里制定几个基本要点，如果认为这样做有困难，那现在就不这样做，而把党纲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或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委托它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或秘书的详细记录来制定党的纲领，而党的名称应该立即更换。我觉得，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大家都会同意：由于我们遇到了种种事件，我们的纲领在起草工作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我相信，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党的各个派别中有足够的理论人才， 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制定出纲领来。当然，纲领中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更不用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363—367 页。——编者注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32—33 页。——编者注

说在文字和修辞方面不确切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进行这项工作，而安静却是文字工作所必需的。

所有这些错误我们将在工作过程中加以纠正，而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至少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为民主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剥夺剥夺者”这个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转到银行国有化**[245]**和土地国有化这样一些具体的公式，而这些将是纲领的主要部分。

土地问题应该这样进行修改：这里要反映出愿意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愿意帮助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农是怎样在抱有各种偏见、各种旧观点的情况下开始给自己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的。我们不把这一点强加于别的国家，但这是事实。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有人责备我们想用暴力实施社会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主要是从小农经济的观点来公平地分配土地。同时我们要优先照顾公社和大的劳动组合[246] 。农民说：我们赞成垄断粮食贸易，我们赞成没收银行和工厂。我们愿意帮助工人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用各种文字出版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正准备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们要在纲领中具体地表达出这个思想，要在理论上谈清楚，同时丝毫不要离开确定不移的具体事实。在西欧将会有另外的做法。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欧无产阶级会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在几个星期内制定我们的纲领，而我们可能犯的错误， 实际生活会纠正它，我们自己会纠正它。这些错误与我们将要取得的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载于 1923 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40—5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