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上面这篇文章写好了的时候，10 月 1 日的《新生活报》社论又提出了一套糊涂的新妙论，这套妙论特别危险，因为它是隐藏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后面的，隐藏在“不要受人挑动”这种深奥的庸俗议论的烟幕后面的（可别落入这种关于挑动的叫喊的圈套，因为这种叫喊无非是企图恐吓布尔什维克，使他们不要夺取政权）。

这套妙论说：

“无论是 7 月 3—5 日运动的教训，还是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都非常明显地表明：民主派拥有在人民中威信最高的机关，如果它在国内战争中采取防御立场，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掌握进攻的主动权，那它就要失去一切中间的、动摇的分子而遭到失败。”

如果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套议论中所反映的这种庸俗的糊涂思想表示任何

形式的一点点让步，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革命。

因为发表这种议论的作者在谈到国内战争（这个话题恰好是通体漂亮的太太搭得上话的）的时候，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训曲解到了极端滑稽可笑的地步。

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代表和奠基人卡尔·马克思谈到这些教训，谈到

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时是这样论述的：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

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 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决心干到底（直译：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全部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马克思指的是起义的最“困难的”情况，即必须反对“巩固的”旧政权，反对还没有在革命影响和政府动摇影响下瓦解的军队）；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

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 年德文版第 118 页）①

《新生活报》的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175]**，我们有的不是三倍的勇敢，而是两种长处，“我们有这样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在“我们”看来，世界历史的经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 1917 年两次运动的经验—— 透过莫尔恰林**^[176]**的眼镜被歪曲了的经验。

让我们不戴这副可爱的眼镜来看看这个经验吧。

你们拿 7 月 3—5 日的事变同“国内战争”相提并论，是因为你们相信了阿列克辛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之流。而相信这样的人正是《新生活报》的先生们的特色（尽管他们拥有大型日报的庞大机构，但在收集有关 7 月 3—5 日事变的材料方面却没有独立地做过一点事情）。

我们姑且假定，7 月 3—5 日的事变不是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在雏形阶段内的国内战争的胚胎，而是真正的国内战争。我们就这样假定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训证明了什么呢？

第一，布尔什维克没有转入进攻，因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转入进攻，那就会在 7 月 3 日夜里，甚至在 7 月 4 日拿下许多东西。如果说这是国内战

争（《新生活报》正是这样看的，而不是如实地看作自发的爆发向 4 月 20—

21 日那种示威的转变），采取防御正是他们的弱点。

由此可见，“教训”同《新生活报》那些聪明人所说的相反。

第二，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 7 月 3—4 日连起义的打算都没有，为什么当时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它并不在我们和

《新生活报》争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国内战争”即起义的

教训，而不是革命政党由于显然缺乏多数人的支持而放弃起义的念头。

因为大家知道，1917 年 7 月过了很久以后，布尔什维克才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在全国获得了多数（在莫斯科获得了 49％以上的选票），可见，得到的“教训”又完全不是新生活派那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想看到的那些。

不，不，《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请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搞政治吧！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

为什么《新生活报》谈到 7 月 3—5 日事变的“教训”，却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呢？那是因为谈论政治问题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小团体中被资产阶级吓倒了的人们。

还有，第三，事实表明，正是在 7 月 3—4 日事变之后，正是由于策列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85—586 页。——编者注

铁里先生之流被自己的七月政策揭穿了，正是由于群众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是自己的先进战士而“社会联盟派”是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才开始垮台的。他们的垮台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就完全为彼得格勒 8 月 20 日的选举所证实了，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而“社会联盟派”遭到了失败。（《人民事业报》不久前隐瞒各党派得票的总数，企图推翻这一事实**^[177]**，但这是欺骗自己和欺骗读者；根据 8 月 24 日《日报》**^[149]**仅仅关于城市的材料**^[178]**来看，立宪民主党人得票的百分数从 22％增加到 23％，绝对票数减少了 40％；布尔什维克得票的百分数从 20％增加到33％，绝对票数只减少了 10％；所有“中间”党派得票的百分数从 58％下降到 44％，绝对票数减少了 60％！！）

七月事变后和科尔尼洛夫事变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垮台，也为

两党中的“左”翼人数几乎增加到 40％这一情况所证实，这真是替遭到克伦斯基先生之流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报了仇”。

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失去了”数百个党员，但是在 7 月 3—4 日事变中赢得了许多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群众懂得了并看到了它的忠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背叛。这就是说，得到的“教训”和“新生活派”所说的完全不同，这个“教训”就是：决不能离开沸腾的群众而去迁就“民主派的莫尔恰林们”，如果是起义，那就要趁敌军分散的时候转入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新生活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精确估计客观形势作为策略的基础，而是荒谬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国内战争”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召开立宪会议” 混为一谈吗？

先生们，这简直令人可笑，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任何逻辑的嘲弄！如果在客观形势中没有使阶级斗争激化到“国内战争”程度的根据，你

们在谈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这里分析的《新生活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如此）的时候，为什么要谈到“国内战争”呢？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并且证明，在客观形势中没有进行国内战争的基础，因而可以并且应该把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在法律上和议会制上是“简单的” 东西，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之类放在策略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那就可以认为这类代表大会和这类会议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国内战争的必然性或者哪怕只是可能性是以目前的客观形势为根据的，如果你们不是“信口”谈论国内战争，而是明显地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国内战争形势的存在，那么，怎么能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会议放在首要地位呢？？这简直是嘲弄挨饿的和受蹂躏的群众！难道挨饿的人会同意“等待”两个月吗？难道你们自己每天都在描写的日益加剧的经济破坏会允许“等待”到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在我方没有采取争取和平的重要步骤（即没有正式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的条件下，德国的进攻会允许“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你们有这样的材料，使你们能够断定，从 2 月 28 日到 9 月 30 日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俄国革

命的历史，从 10 月 1 日起到 11 月 29 日**^[179]**就会发展得极其平静、和平、稳步、合法，而决不会有爆发、飞跃、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危机吗？难道前线的军队，由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代表前线正式宣布“不会再打下去” 的那个军队，会平静地忍受饥寒，直到“预定的”日子吗？难道由于你们把

农民起义叫作“无政府状态”和“暴行”，由于克伦斯基派“武装”力量去镇压农民，农民起义就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因素了吗？难道可以设想一个在农民国家里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能平静地、公平地、不伪造地进行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吗？

先生们，你们不要讥笑“斯莫尔尼学校张皇失措”^[180]！你们张皇失措的程度并不小些。是你们在用张皇失措的言语和可怜的立宪幻想来回答国内战争的各种严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染上了这种情绪，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自己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