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萨尔浒大战

明金战略决策

明军在抚清之战中遭到惨败，“全辽震动”[50]，致使明王朝“举朝震骇”[51]，京师的“当事大臣几至闻雷失筋”[52]，就连神宗皇帝也感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53]。

明朝统治者如此惊慌失措不是没有原因的，辽东乃是京师左臂，如有一失，就要威胁到明朝安危。虽然许多“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54]，但是“而今九边空虚，亦惟辽左最甚”[55]，此时“辽东战士不满八千，而建州控弦之骑三万”[56]，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明在辽东的驻军，更是腐朽不堪，正如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所说：“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57]许多士兵“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58]，这种军队如何能同后金的八旗兵交锋呢。因此，明王朝只好从全国调兵遣将，赴辽对后金作战。

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明廷任命所谓“熟谙辽事”的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杨镐经略辽东，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到了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年）二月，援辽的各路明军先后到达，共有八万八千多人，加上被迫征调参战的叶赫兵一万人，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号称四十七万。这时，朝议恐师老财匮，欲其速战，不断发红旗催战，于是杨镐依据明军兵多将广的优势，制定了声东击西，分兵合击，直取赫图阿拉城，企图一举消灭后金。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的刘遇节、柴国栋、王浩、张大纪、杨钦、汪海龙、杨汝达、龚念遂诸将，乃明军主力，兵力约三万人，出抚顺关攻其西，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以总兵马林，率领麻岩、郑国良、丁碧、葛世凤、赵启祯、李世选、江万春诸将，兵力约二万明军，一万叶赫兵，出靖安堡攻其北，兵备道佥事潘宗颜监军，通判董尔砺赞理；以总兵李如柏，率领贺世贤、张应昌、李环忠、戴光裕、冯应魁、尤世功、余成名、李克泰、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诸将，兵力约二万人，出鸦鹘关攻其南，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以总兵刘綎，率领祖天定、姚国辅、周义、江万化、徐九思、周翼明诸将，兵力约一万五千明军、一万三千朝鲜兵，出晾马佃攻其东，兵备副使康应乾监军，推官魏之范赞理。因杜松所率西路军尤为重要，命总兵王宣、赵梦麟协助。以辽阳为辽东重地，派总兵官秉忠，辽东都司张承基领兵驻守，派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各路粮草。分派已定，明廷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59]。

努尔哈赤善于用间，当明军在辽东聚集之时，就派人打入明军内部，收集明军驻防、调动、粮草、进兵等情报，于是明“兵未发，而师期先泄，建州得预为备”[60]。努尔哈赤侦知明军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计划后，便召集诸贝勒大臣共同商讨对策，时值天寒地冻，大雪封山，他利用有利的天气和地形，以及明军分散力弱，接受降将李永芳提出“任他几路

来，我只一路去”[61]的建议，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并指出现已得探报，西路杜松率明军已出抚顺关，东路刘綎率明军进入董鄂境内，“明使我先见南（即东）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即东）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不足患矣” [62]。因此，只派五百人阻击东路明军，而命大贝勒代善为先锋，统领八旗大军奔赴西线迎敌，自己亲率精锐巴牙喇（护军）殿后。正行之际，有哨探来报，清河路又见明军，代善说：“清河之界，道途逼仄，地势崎岖，纵有兵来，未能骤至，我兵惟先往抚顺以逆敌兵。”[63]于是八旗大军继续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