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讲和自固

皇太极在宁锦战败后，锐气受挫，头脑却清醒了，发现一大堆面临急需解决的问题：

——后金遵照太祖遗训，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出现了种种弊端。他们“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46]， 实际上是大家轮流执政。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47]，这就反映出汗权和王权、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尖锐矛盾。

——后金政权统治不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汉族人民“每被侵扰，多致逃亡”[48]，也有的用投毒、暗杀、乃至揭竿而起的方式进行武装斗争。而在后金社会内部，许多农奴承担繁重的差役，“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49]，于是激起农奴反抗农奴主的斗争，它已成为后金社会的严重问题。

——后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惟是年来，国用不舒，仓廪空虚， 民众地薄，生养不足”[50]，由于明朝和朝鲜对后金采取封锁和禁运的政策，使得后金“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因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而且天灾严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 人有相食者”[51]。

——后金民众厌战，因为后金长期征战不息，大批丁壮弃田出征， 他们“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52]。所以，许多人“闻有征调，各抱妻拏相哭，祖昔之勇健悍鸷，稍有间矣”[53]。正由于后金民众厌战，勇猛善战的八旗兵不再是战无不胜的。

除了以上内忧以外，外部的问题亦很严重，东面朝鲜虽然与后金结为兄弟之盟，但和明朝仍保持密切关系；西面蒙古察哈部林丹汗，在明的支持下与后金争雄；南面的明朝仍有相当实力，有能力调集兵力、物力来从事战争。因此，皇太极深感不安，认为“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亏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54]， 一旦联合发动进攻，那么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皇太极清楚地知道，要解决上述诸问题，实现进取中原的战略总目标，必须在策略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当时后金一名谋士进言：“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待我国益富、兵益强，乘间再投破竹长驱，传檄天下矣。”[55]皇太极采纳此议，就是要通过对明“讲和”，争取时间，解决后金存在的问题，以达到“自固” 的目的，然后时机成熟，再兴兵攻明，夺取全国政权。正如朝臣高士俊指出的，“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兵， 彼国和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 [56]

皇太极通过各种渠道对明进行议和活动。

天聪元年十月二日，皇太极通过蒙古赦汉都令喇嘛致书崇祯皇帝， 书称：

“全国汗奏书大明国皇帝：从李喇嘛到后，为两国和事来往数次未妥。⋯⋯而将其书寄讨赦汉都令喇嘛去，若谓兵戈非吉，太平乃吉，则差人来，彼此皆得好。人通往将心事尽讲明，而后和成方无丝毫挂念，如不罢兵，彼此皆无安稳矣。”[57]

天聪二年（崇祯元年，1628 年）正月，皇太极命被俘明兵银柱回宁远，携书与总兵祖大寿，书曰：

“我愿太平，欲通两国和好之路，拟遣员同白喇嘛致祭尔先帝，并贺新君即位。⋯⋯ 若谓前来行礼为善，我将遣使前往。”[58]

皇太极两次致书议和，皆未得回音，于是采取以打压和的办法。五月十一日，他命贝勒阿巴泰等率军往略明地，并致书明廷诸臣，书曰：

“满洲国皇帝，致书于明国诸臣。尔国事日非，如大厦将倾，文武诸臣，尚执迷不悟。⋯⋯ 我本欲罢兵修好，共享太平，故屡遗书，开诚相示，尔其熟思之。如以我言为然，可即遣使来报，毋贻悔也。”[59]

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 年）一月十三日，皇太极命郑伸信）、任得（大）良往宁远，致书袁崇焕，书称：

“金国汗奉书袁老大人阁下：前差方巾（吉）纳等往返讲和之际，我兵东伐朝鲜， 以致南朝说我何为伐之，遂罢讲和，督兵前进，我闻之去迎，于是使乃绝矣。⋯⋯我伐朝鲜，原与南朝两不相干，况非朝鲜无罪妄举贪利之兵也。⋯⋯我欲罢兵，共享太平，意谓何因朝鲜之事误我两国之和，故于去年正月差银住执书去，不见回报。⋯⋯乃遣秀才郑伸并百总任得良，持书奉候，乞赐回报，无吝是望。己巳年正月日。”[60]

这封求和书信，希望不要因为“朝鲜之事误我两国之和”，并在书后不写后金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以示求和诚意。

闰四月初二日，袁焕崇派杜明仲随郑伸、任得良赴沈阳，致书皇太极，书曰：

“奉帝命统辖边兵之兵部尚书袁，敬复于汗陛下：来书所言议和者，盖不忍两家赤子遭罹锋镝也。汗之美意，天地共鉴之者也。唯议和有议和之道，非一言能定之者也。自我帝嗣位，贤明果断，严于边务，若非十分详实，则不可奏闻。汗诚以怜恤众生而休兵， 当思议和之道，则边官有荣，亦不失汗之美意，我将乐意转奏之。边务之事，当由边臣等议，不涉及朝臣。印信者，诚为证据，倘若非赐封者，则不得使用，中国之法例如此，请汗毋以为奇。”[61]

从此书内容看，一则说明前阶段议和没有进展的原因；二则表示以后愿意转告朝廷继续议和。皇太极得到覆书喜出望外，非常重视，因此很快遣使覆书，提出议和的具体办法和要求。二十五日，他派白喇嘛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袁见来书仍是两年前划界纳贡的旧话重弹，而且事关重大，何况此时正忙于东江问题，所以没有覆函。

六月二十日，皇太极见“出使喇嘛，久未见还”[62]。怕其中有诈， 于是又遣图鲁什携书往边界，付哨卒转交袁崇焕。到了二十七日，他仍不见人回覆书，于是又派图鲁什选被执明哨卒赵登高赍书往宁远，书称：

“我本诚心欲和，是以致书往。⋯⋯若不遣还去使，其数人之增减，无碍大局，若失信义，则人将不复信矣！天意愿息兵而享太平，去奸伪而行忠信也。倘厌太平而愿兵戈， 以弃忠信而尚奸伪，则孰是孰非，唯天鉴之。”[63]

七月三日，袁崇焕见皇太极不断遣使致书，便就来使未归和划定国界一事，命白喇嘛、郑伸等赍书返抵沈阳。书中一是说明“使臣来时我出海，是以久留，别无他事”[64]。二是指明“我国幅员九州，即失一辽东，何足为惜。况其他原非汗所有，辽东人西来，而其坟墓均在于彼， 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亦不合众意，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之”[65]

十日，皇太极对袁崇焕来书不满，认为不能归还辽人辽土，于是遣任得良持书去宁远，书曰：

“观我使臣携来之书，谓辽东人之骨骸坟墓皆在彼等语，此非令我还辽东地方乎？ 辽东地方，我凭力攻取之，非尔恩赐者也。昔我两国，并无嫌隙，和睦相处，尔据界内九州地方，尚不知足，夺我界外区区之地。⋯⋯天鉴是非，以辽东地方畀我，我何敢还尔哉。且自古以来，或兴或衰，非取决于尔等大国，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众人之天下也， 天赐与谁，则谁得之。”[66]

十八日，皇太极认为与袁崇焕讲和，他不仅避重就轻，不谈实质问题，而且借故不向明廷奏报、致使议和拖延，于是命赵登科携致明诸臣书回，书曰：

“我欲息兵以享太平，曾屈尊遣使议和。⋯⋯尔若欲和好而我不从，致起兵端，我民被诛，则非尔诛之，乃我自诛者也。我若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并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也。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67]

此书皇太极表明积极要求议和，指责明廷“自大不从”。尽管未得答覆，议和受挫，但没有灰心，依然高举议和大旗，以达到“自固”的战略目的，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方式。当皇太极看到几年来与明诸臣致书谈判毫无结果，使决定率军入关直接与明帝交涉。同时还可以大肆掠夺人畜财物，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十月二日，皇太极率八旗大军并集蒙古诸部，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关。十五日，后金兵到达通州（今北京通县）。皇太极沿途传谕明境官民，一是阐明兴兵反明的原因，以示正确；二是表明议和意，但屡遭拒绝，因此现在战火由关外燃烧到关内，责任在明而不在金。

二十二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遣归降的王太监“赍议和书致明帝”[68]，表示议和的意愿。可是崇祯帝既“恃其国大兵多”，又“耻城下之盟”[69]，故凭城坚守，期待勤王援军，所以对议和一事不予理睬。到了天聪四年（崇祯三年，1630 年）二月九日，皇太极再次致书崇祯帝，希望明金议和，书曰：

“金国汗上书于大明国皇帝：以我思之，师旅频仍，互相诛戮，而天生之民，因此罹祸。我等自身，亦不获安宁。我念及此，欲盟天地修好，使我两国军民子孙，世世享太平也。不然，何时罢兵而享太平耶？故缮写议和书，遣人赍往，惟尔等熟计而明示之。” [70]

皇太极在关内转战两个多月，返回沈阳之前，分析了明金形势，认为议和对双方都有利，如果打下去明军必败。他此次率军进关，虽然未能实现议和，但是用反间计杀了主要对手袁崇焕，使明在关外失去一位著名的抗金将领，亦报了其父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之仇。自此以后，他仍不断对明发动议和攻势，使金立于主动地位，为达到自固的目的服务。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 年）八月十四日，皇太极遗书明锦州守

将祖大寿曰：

“前李喇嘛、方吉纳等来时，我诚心欲和，因尔等一面遣使往来，一面修筑锦州城， 故我以书付尔使杜明仲寄尔，言尔等如不罢锦州城工，我将发兵等语。而后我即兴师，往来之使遂绝。其后，获尔哨卒银柱，我仍欲和，释之遣归，并无回报。后于进征北京之际， 屡致书欲和，而明君臣，惟以前宋帝为鉴，竟无一言回报。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夫征战者，岂我所愿乎？不得已而后用之矣。我厌兵戈而愿太平，故又遣书往。”[71]

天聪六年（崇祯五年）三月，皇太极率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林丹汗率众西逃，于是计议南下征明。他给明境大同、阳和、张家口、宣化等城致书，并给两边门的议和书曰：

“我之兴师，非欲取龙位得天下也。⋯⋯今我开诚相靠，我小国人民，惟愿两国和好，财货丰足，相互贸易，各安猎狩放鹰，以永享太平也。⋯⋯倘能速行决断，以成此举， 实为两国之福矣。我将驻此十日，以待回音，切勿迟延。”[72]

又致书得胜堡参将、守备等曰：

“讲和之事，我已预告天地，汝果有爱民之心，宜速成此事，莫效辽东所为也。若延迟时日，我纵有候代之心，其如军中粮尽，将奈之时，所以约期十日者，为此故耳。” [73]

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 年）六月，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李倧， 希望他出面“绍介其间”，从中斡旋，书曰：

“贵国既以南朝为父母，以我为兄弟，我国与南朝十数年来，兵连祸结，而贵国介于其间，坐观胜败，不为和解。⋯⋯贵国果以南朝为父母，以我为兄弟，王乃一国之主， 不比南朝臣僚，惧彼南朝诛戮，不敢擅为担当。王于父母兄弟之间，通情解和，力为主张， 未为不当也。诚如是，则普天之下，立见太平，不惟两国罢兵乐业，即贵国造福，亦自不小。又想兵乃凶器，实非人所乐为，只因欲和不成，遂至欲罢不能耳。”[74]

朝鲜国王李倧派人将此书送给明驻东江总兵，认为这是后金求和输

诚的表现，请求明廷考虑后金议和的意愿，但是明朝没有答覆。

此时，皇太极除了要朝鲜向明廷说合外，还通过蒙古向明廷转告议和的愿望。如蒙古向崇祯皇帝奏称：

“闻满洲汗云：屡欲讲和，南朝不允，将马喂肥，惟有挑战，天意永眷，亦未可知？ 彼即有此言，皇上若悯小民之苦，释守边人之怨，许与满洲和好罢兵，则民得太平，臣将守边之人，亦蒙恩矣。”[75]

从现存史料来看，自皇太极即汗位以来，这个时期后金提出议和最为频繁，所谓“上疏称臣，求款再四”[76]，可是明廷基本上不予理睬。但是，他对明推行“讲和与自固”的策略方针，虽然未能实现议和，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改革，加强与巩固了后金的统治，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国力。同时，皇太极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东边朝鲜及西边蒙古的威胁，前者结盟，后者臣服，使后金由天聪初年“四境敌国”，被孤立和包围的局面，转变为对明朝形成三面合围的形势。因此，皇太极踌躇满志，非常得意告其父努尔哈赤之灵的祝词云：

“甲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即位四孝子敢昭告于父汗曰：我自受命以来，与管八旗子孙，一心一意，夙夜忧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已有八年。臣等同心行事，蒙天地鉴助， 复仗父汗积业，所到之地，慑之以兵，招之以德，周围敌国，归附甚众。兹谨述数年来所为之喜事，奉告圣灵，以期喜慰。今朝鲜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俱已归附，阿鲁地方各部皆已来归，喀喇沁、土默特部亦皆来归，察哈尔汗兄弟，其先归附者半，察哈尔汗亲携其余众，避我西奔唐古特部落，未至其他，死于西喇卫古尔部住所西喇之野地，其部执政诸大臣，各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仅有明国。”[77]

所以，皇太极在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78]因此，他公开宣称弃汗称帝，改大金为大清，年号崇德，自此对明由积极议和，转为大肆进攻， 寻机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