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

努尔哈赤晚年，由于政策失误，致使后金的经济形势很糟，人民缺衣少粮，汉人的处境更是困难。皇太极认为要摆脱和克服经济困境，根本的出路就是千方百计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实行改革。

——分屯别居。努尔哈赤时，实行编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 [96]。皇太极针对这种情况，他即位不久，就采取满、汉“分屯别居” 的办法，以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安心生产。规定：“乃按品级，每备御（即牛录）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97]这样就有百分之四十的汉民从满官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由汉官管理的自由“民户”。另外，还派孟阿图等人“丈量地亩”，将“各处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许再立“庄田”。天聪四年（1630 年）十月，皇太极下令编审壮丁，要“牛录额真各察其牛录壮丁，其已成丁无疑者，即于各屯完结”，“此次编审时，或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同时又令，“凡贝勒家，每牛录止许四人供役，有溢额者，⋯⋯将所隐壮丁入官”[98]。通过以上措施，大量土地改为国家控制的屯地，许多汉民壮丁变为国家管理的民户编民，而且实行“分屯别居”，协调了满汉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

——离主条例。皇太极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束缚在八旗贵旗庄园里的生产者，使其变成自由民。天聪五年（1631 年）七月，颁布《离主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凡役使奴隶的主人，除了八分（即八固山贝勒）外，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讦告者“准其离主”[99]，听所欲往。天聪六年（1632 年）三月，皇太极又对《离主条例》作了补充，“凡讦告之人，务皆从实，如告两事以上，重者审实，轻者审虚，免坐诬告罪，仍准原告离主。如告数款，轻重相等，审实一款，亦免坐诬告之罪。如所告多实，及虚实相等，原告准离其主”[100]。到了崇德三年（1638 年）正月，皇太极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奴仆，他说：“前得辽东时，其民

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朕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为奴仆者甚多，殊为可悯，故命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为奴者，俱著察出，编为民户。”[101]因此，这些措施，不仅打击了奴隶主，削弱了奴隶制，而且许多奴仆成了自由民，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从而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

——重农政策。皇太极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 “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

首先是不许扰农，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他即位不久就下令停止大规的建筑工程，指出：“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以后“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102]天聪元年（1627 年）九月，皇太极明令禁止屠杀大牲畜，规定：“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停止。”[103]天聪五年（1631 年）七月，皇太极制定纵畜入田罚例。“如豕入人田，令送还本主，每次计豕罚银五钱，过三次许赴告该牛录额真，即以其豕给之。如羊入人田者，计每只罚银二钱。骆驼牛马驴骡入人田者，计每匹头罚银一两，仍赏其禾”[104]。天聪九年（1635 年）三月，皇太极召集诸臣说：“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营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105]六月，又下令禁止贵族郊外放鹰，“扰害人民，蹂践田园，伤残生畜”，违者“决不轻恕”[106]。

其次是保护汉民耕种，鼓励满族务农，确保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力。皇太极很清楚，后金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汉人，他们有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所以满汉分屯别居后，禁止满人到汉人居住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豕”等财物[107]。对有些缺少耕牛、农具的汉民，“给以牛具”，使其“乘时耕种”，要汉民“各安心农业”[108]。此外，当时战争连年不断，满族壮丁几乎全部披甲出征，农业生产主要由老人、妇女、小孩和奴隶进行耕作，生产受到影响。皇太极为了改变满族壮丁只战不耕的现象，天聪年间开始实行“三丁抽一”，就是说三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称为余丁。披甲人和余丁的关系是：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保证披甲人的生计，而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给余丁，耕战相辅。

再次是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益。天聪七年（1633 年）正月，皇太极在谈到农业种植时说：“树艺之法，洼地当种粱稗，高田随地所宜种之。”[109]崇德元年（1636 年）十月，皇太极要求耕作应注意“地利”、“土宜”。他说：“至树艺所宜，各因地利。卑湿者可种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种杂粮。勤力培壅，乘地滋润，及时耕种，则秋成刈获，户庆充盈。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得耶？”[110]又说：“凡播谷不相其土宜，土燥则种黍谷，土湿则种秫稗。各屯堡拨什库，无论远近，皆宜勤督耕耘，若不时加督率！至废农事者，罪之。”[111]

由于以上农业措施得法，收到很好效果，天聪年间后金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随之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使后金的经济逐步摆脱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