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州撤兵

平壤盟誓后，阿敏率军撤离朝鲜，但是命令冷格里等领三千人马留驻义州。后金驻兵义州主要目的是防御明军毛文龙，因为皇太极发动“丁卯之役”，原想一举消灭毛文龙，解除后顾之忧，结果事与愿违，未能得手，正如明熹宗朱由校所言：“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100]又据毛文龙的报告说：“职坚守不拔，所伤不满千人”，可见毛文龙的势力并未受损，仍然对后金起牵制和威胁的作用。所以，当明廷接到朝鲜求援的来书后，考虑到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 [101]。于是“上命文龙相机战守，并命登抚暂移登、青、莱三府仓储接济，励戎士以状军声”[102]。因此，毛文龙不断派兵袭击入侵朝鲜的后金兵，“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103]。就在平壤盟誓以后，阿敏准备率军渡江返回沈阳时，毛文龙对后金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四月五日他“传集诸将，面授方略，度地远近险要，发兵设伏， 出奇夹攻，俱约至十三日齐到义州、鸭绿江边，水陆公开截杀”，此役“死伤达贼六七千余，打死孤山三名，牛鹿八名，并马骡千有余匹” [104]。这份塘报的数字虽有夸张不实，但亦反映了毛文龙给予后金兵沉重的打击，所以后金为了监视、防御毛文龙，不敢轻易从义州撤兵，故导致朝鲜与后金的义州驻兵去留之争。

此时后金向朝鲜要求驻兵义州，但是朝鲜坚决不同意。朝鲜国王李倧在致后金书中指出：“今见来书，有留兵助粮等语，恐非告天立誓息兵安民之意也。”[105]后金却认为“毛将在焉，我何卷归，贵国缚给毛将，则我乃回兵矣”[106]。七月初，朝鲜遣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后金沈阳上国书，交涉要求后金撤走义州驻兵。七月七日，他们到达沈阳， 可是皇太极一直不接见。直到十二日，皇太极方派高且、大海等来见， 说是“连日有故，未及相见，勿以为讶”[107]。申景琥、朴兰英向他们提出，“当初讲和，约以各守封疆，至于誓天。而撤兵之后，余众尚留我境”[108]，这是何故？大海等说：此事“非吾等所能擅答，当言于汗处”[109]。十四日，皇太极命大海等来言曰：“义州留兵，非疑贵国。毛兵方在贵境，我兵既撤之后，彼若乘虚夺据，则非但往来阻绝，恐伤两国和好之义。欲押送交替兵马，将以今十五日打发耳！今者贵国书意恳切，今当卷还，第未知以你国之兵力，能制毛兵，使不得下岸耶？” [110]申景琥等答曰：“本国与贵国曾无嫌怨，今春被兵全由于毛将。及其兵锋深入之后，彼窜伏海岛，终不出救，今何颜面更下岸耶？”[111]

这时皇太极与明议和中辍，宁锦之役又惨遭失败，辽东形势对后金十分不利。因此，皇太极对朝鲜请求撤退义州驻兵，不能不认真对待，

不然刚刚达成的“兄弟之盟”很可能破裂，“丁卯之役”的胜利果实就要丢失，又要重陷东西夹击的困境。所以，皇太极从后金的战略全局考虑，以义州撤兵的小局，服从联合朝鲜的大局，从而打破明王朝设置的弧形包围圈。于是，七月十九日，皇太极命阿什达尔汉、霸奇兰随同朝鲜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呈递国书，书曰：

“我们两国本无事故，和好相处，因明之故才交恶。理应照旧和好相处，故天复令和好。如果彼此珍惜这和好，互相和好相处，不以破坏者为非吗？我兵之所以驻守义州， 并不是因为不相信你们而驻守的。我们之所以交战，是因为明而战的，恐怕明再来破坏和好，为了监视明才驻守的呀！今如不让明进入你境内之地，则你王弟写下‘不让明进入’ 之保证书，并让住民守兵来义州，则我可立即撤退。如在居义州之民兵来到义州之前，我兵即撤退，恐明将乘隙来入驻。”[112]

皇太极这次致朝鲜书和以往大不相同，除了明确表示同意撤兵外， 而且全篇的语气是平等的、友好的，没有那种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 所以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朝鲜的覆书曰：

“差人将书来，具知盛意，欲谨守和约，共享无疆之福，甚善甚善。贵国之留兵义州，固知本无反意，但业已誓天罢兵，而犹复屯兵他境，非各守封疆之意，故前书及之。今贵国有意卷退，我国地方，我自住守，宁有任人窃据之理。便即差官偕来使替守，慎固疆场，不至贻贵国虑也。”[113]

可见，朝鲜表示决不把义州交给明军，以威胁后金的安全，这正是皇太极所希望的。因此，九月十二日，留驻义州的后金兵奉旨全部撤退， 朝鲜的义州府尹严愰率领兵民进入义州城。

皇太极发动的“丁卯之役”，是一次侵略战争，它给朝鲜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对后金的发展却起了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摆脱了孤立的困境；经济上冲破了禁运封锁；军事上粉碎了明军的包围，从而消除了内部危机，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