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丙子之役与君臣隶属1.所谓“败盟逆命”

皇太极通过“丁卯之役”，虽然向朝鲜索取许多权益，但是仍然承

认朝鲜对明朝的臣属关系，而后金与朝鲜仅约为兄弟之邦。随着后金国力不断壮大，兵势日益强胜，皇太极对朝鲜游移在明与后金之间的两面外交政策不满，企图撕毁盟约，不再承诺朝鲜与明朝维持君臣关系，而要改变与朝鲜兄弟相称，把朝鲜置于后金直接控制下的藩属。早在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 年）一月，他就致书告诫朝鲜国王说：“王勿听偏向明朝诸臣之言，二心视我。”[114]可见对朝鲜亲明疏金的态度十分恼怒。第二年十一月，后金赴朝使臣直言不讳的说：“当革兄弟之盟， 更结君臣之约，待来差以天使之礼。”[115]

到了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 年）四月，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

八月，获得我国世代帝王相传，象征皇权的“制诰之宝”传国玺。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金、蒙、汉诸贝勒大臣，认为“远人归附，国势日隆”， 而且“又得历代相传玉玺”，因此“合辞陈奏，请上进称尊号”[116]， 改元称帝。皇太极想利用上尊号之机，采取外交手段，迫使朝鲜称臣， 永绝明朝。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 年）二月二日，皇太极借吊朝鲜王妃丧逝之便，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等，率领包括蒙古使臣在内的一百七十五人的庞大代表团赴朝鲜，他们带去以后金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及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的名义，致书朝鲜国王。书曰：“我等谨遵上谕，遣使相闻，王可即遣亲近子弟来此，共为陈奏，我等承天意，奉尊号，事已确定，推戴之诚，谅王素有同心也。”[117]

十六日，英俄尔岱等人率领使团渡江，到达朝鲜义州，他向义州府尹李淑说明此次出使的来意，因“我国既获大元，又得玉玺，西达（即蒙古）诸王子愿上大号，欲与贵国议处”[118]，故“致书于主上，陈僭号，该与共尊汗为帝，同为臣事”[119]。义州府尹李淑立即将此情飞报朝鲜国王，对拥戴皇太极上尊号一事，朝议两端。反对派洪翼汉说：“臣闻今者龙胡（即英俄尔岱）之来，即金汗称帝事也。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此言奚为而至哉。⋯⋯今乃服事胡虏，偷安仅存，纵延晷刻，其于祖宗何，其于天下何，其于后世何！⋯⋯臣愚以为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明言礼义之大，悉陈邻国之道，则我之说益申，我之势益张矣。”[120]主和派崔鸣吉却说：“答其循例之书，而拒其悖理之言，君臣之义，邻国之道， 得以两全。权宜缓祸之策，亦何可全然不思乎？”[121]与此同时，朝廷许多部门亦纷纷上疏表态。弘文馆“札请以大义责虏使，严辞痛斥，以折僭逆之心”；■院疏称：“胡差之到馆，严辞斥绝，以明大义，益砺发之志，以为备御之策，则中外人心，岂不耸动，忠义之士，皆欲为殿下决一死战。”宪府启曰：“金差所言不忍闻，藩阃之臣，所当严辞峻斥。”[122]备局奏称：“今者此虏益肆猖蹶，敢以僭号之说，托以通议， 此岂我国君臣所忍闻者？不量强弱存亡之势，一以大义决断，欲书不受， 严斥其言。”[123]朝鲜国王没有主见，只是根据多数廷臣的主张，决定不接见后金来使，不拆阅来书，以示朝鲜不同意为皇太极上尊号称帝。

二十四日，后金使臣英俄尔岱等人到达汉城，他们向负责接待的勾管所官员，“出汗书之张示之，一则春信问安，一则国恤致吊，一则致祭物目也。又有二封书，一则面题金国执政八大臣，一则面题金国外藩蒙古，而皆以奉书朝鲜国王书之”。可是勾管所官员不接受执政八大臣和外藩蒙古贝勒致朝鲜国王书，认为“人臣无致书君上之规，邻国君臣一体相敬，何敢抗礼通书乎？”英俄尔岱立刻解释说：“我汗征讨必捷， 功业巍隆，内而八高山（即固山），外而诸藩王子，皆愿正位。我汗曰‘与朝鲜结为兄弟，不可不通议’云，故各送差人奉书而来，何可不受。” [124]此言传出以后，备局上疏指责说：“胡差入京之后，其所言之悖慢， 所当据义峻斥”。馆学儒生请求“焚虏书，斩虏使，以明大义”[125]。朝鲜国王李倧认为“斩使焚书似为过矣”[126]。

英俄尔岱等人，“密知其机，益生疑惧之心，破关步出，散入闾家， 夺马而走。道路观者，莫不惊骇，闾巷儿童，争相投石”而逐之。于是

“京城为之震动，庙堂始为恇恸，发遣宰臣乞留，相属于道，胡将终不入来”[127]。同时，朝鲜国王“又以书三封，谕其边臣固守边疆”[128]， 此书为英俄尔岱等人所截获。他们沿途惴惴不安，三月二十日回到沈阳。

皇太极看了英俄尔岱等人夺回的朝鲜国王斥和主战给边臣的谕书， 书曰：

“国运不幸，忽遇丁卯年之事，不得已误与讲和。十年之间，⋯⋯含愧忍辱，前为一番，以雪其恨，此我拳拳所注念者也。今满洲日益强盛，欲称大号，故意以书商议，我国君臣，不计强弱存亡之形，以正决断，不受彼书。满洲使臣，每日在此恐吓索书，我辈竟未接待，悻悻而去。都内男女，明知兵戈之祸在于眉睫，亦以决断为上策。⋯⋯大人可晓谕各处屯民知悉，正真贤人，各摅谋略，激励勇猛之士，遇难互相救助，以报国恩。” [129]

因此，皇太极召诸贝勒大臣传阅此书，指出朝鲜“决意断绝”两国盟约。所以，诸贝勒大臣认为可乘机兴兵问罪，一举攻灭朝鲜。但是， 皇太极考虑到要集中力量上尊号，便先遣人持书往谕以利害，“令其以诸子大臣为质”，如若不许，则将出兵“征罚”[130]。

朝鲜国王李倧看到后金使臣气愤回国，又夺走了斥和主战的谕书， 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是积极备战。三月一日， 李倧给全国下谕书曰：

“我国卒致丁卯之变，不得已权许羁縻，而溪壑无厌，恐喝日甚，此诚我国家前所未有之羞耻也。⋯⋯今者此虏益肆猖蹶，敢以僭号之说，托以通议，遽以书来，此岂我国君臣所忍闻者乎！不量强弱存亡之势，一以正义断决，却书不受。⋯⋯兵革之祸，迫在朝夕。⋯⋯忠义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从征，期于共济艰难，以报国恩。”[131]

二是遣使致歉。三月二日，命罗德宪、李廓等人出使后金，在致后金汗书中解释说，不接见英俄尔岱等使臣，是因“寡人有疾，不即相见， 不料贵使发怒径去，殊未知其故也”。不受执政八大臣和外藩蒙古贝勒致朝鲜国王书，是因“此则非但前例之所无，抑条约之所未有，故接待宰臣，不敢收领转示，亦是事体当然，寡人非有所失也”。最后请求皇太极“怒谅”[132]。

四月十一日，皇太极举行祭告天地，受尊号大典。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被劫持参加朝贺，但是在群臣行三跪九叩大礼时，他们坚决“不拜” [133]，于是“胡差等殴捽廓等，衣冠尽破，虽或颠仆，终不曲腰，以示不屈之意”[134]。皇太极虽然很气愤，却制止众人虐待使臣。他说：“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无理处，⋯⋯皆朝鲜国王有意揖怨。欲朕先起衅端， 戮其使臣，然后加朕以背弃盟誓之名，故令其如此耳。”[135]十五日， 遣朝鲜使臣回国，并在致朝鲜国王书中申言：“尔王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朕即于某月某日，举大军以临尔境。”[136]

朝鲜国王李倧没有屈服于皇太极的军事威胁，六月十三日他把致皇太极的信，称之檄书，书中指责后金说：“如今番信使之往，劫以非礼， 困辱百端，是果待邻国使臣之礼耶！贵使之来，辱我臣僚，无复礼敬， 劫卖横夺，靡有止极。当初结盟，本欲保境安民，而今则民无余力，市

无余货，沿途州邑，所在空匮，若此不已，与被兵而覆亡等耳。”而且表示“我国无兵可挟，无财可资，而所讲者大义，所恃者上天而已”[137]， 主张坚决打击入侵者。

朝鲜国王为了阻止和抗击清军入侵，其备御之策除了传谕八道加强战备外，就是遣使请求明朝给予支持和援助。可是，当时的明王朝已处在农民军与清兵的夹击之中，自身都难保，不能给朝鲜有力支援。虽然几次派人赴朝表彰其反清精神，但是又说：“见贵国人心器械，决难当彼强寇，勿以一时奖谕，以绝羁縻之计。”[138]这些话使朝鲜君臣感到失望，抗敌的信心和决心受损。

皇太极改元称帝，驱逐朝鲜使臣以后，并没有立即兴兵征朝，却想采取一箭双雕之策，打击明朝，迫使朝鲜畏惧就范。五日，皇太极命贝勒阿济格、阿巴泰等人率军伐明，进入长城，威胁京师，俘获大批人畜， 九月大军凯旋回到沈阳。可是朝鲜没有因为清军的胜利而改变对清的态度，因此皇太极的目的没有达到。于是他又改变策略，企图制造军事进攻的压力，胁迫朝鲜接受议和。十月，皇太极派遣马福塔等人到朝鲜义州，向府尹林庆业说：“我以十一月十六日，当举兵东来，尔国若遣使讲和好，则虽兵发在道，当罢归。且我国称帝，南明所不能禁，而尔国欲禁之何也。”[139]十一月，皇太极对朝鲜来使小译说：“尔国若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议，则我当大举东抢。”在答朝鲜国王书中皇太极曰：“贵国多筑山城，我当从大路，直向京城， 其可以山城捍我耶。贵国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躏八路，则其可以一小岛为国乎。贵国持论者儒臣，其可以挥笔却之乎。”[140]尽管边将使臣传其言与书，但是朝鲜国王不为所动。

皇太极看到以上所使计谋皆未能得手，便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讨论对朝鲜用兵一事。大贝勒代善说：“朝鲜区区守礼义而衰弱之国也， 今姑置之，专意西事，得以成功，则不劳发一矢，而彼自然臣服。且我虽空国而西，彼无气力，必不敢蹑我后也。以我兵力，蹂躏不难，而但本国，山多野小，道路甚险，且有炮技，或恐损我兵马，不如不伐。” 可是，“九王（多尔衮）及龙（英俄尔岱）、马（马福塔）两将，力劝动兵”[141]。皇太极同意后者意见，决定兴兵进攻朝鲜，所以“丙子之役”就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