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宁远战败和努尔哈赤病逝第一节 明廷对关外弃守之争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 年），后金兵攻占河东辽阳、沈阳等大小七十余城；第二年，又不费一兵一卒计取河西重镇广宁（辽宁省北镇），打开通向山海关的门户。明军在辽东接连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 明廷大为震惊，上下一片慌乱。此时关外“满目兵燹，河西七百里边城， 俱为煨烬，关以外几成异域矣”[1]。而“山海一关止有残兵五万，皆敝衣垢面，一带城垣仍纸薄塌圮，罗城内器械填塞，莫为查验，而溃兵逃民聚如斗之城，互煽互掠，立见兽散之势”[2]。如何应付这一严重事态的发展，便成了明政府的当务之急，当时在明朝统治者内部，有些人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关门，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在晋素不习兵，亦无韬略，却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他到职以后， 害怕和后金交战，接受了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建议，“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3]。因此，王在晋向朝廷疏称，认为关外已不可守，只能退守山海关，并在关门外再修重关一道，不然关门也不可守。他说： “山海形势，南则海天，虏如舍骑登舟，瞬息直达；北则为角山山脉，⋯⋯ 关城枕之，缭垣于山，是为边墙，而峰峦更高于垣”[4]，“贼如凭高击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间，中辟为关，乃欢喜岭蜿蜒绵邈，紧抱关门，岭高于城，张弧决拾，矢达城楼。登岭下■，一城尽在目中。若架大炮，楼堞何能遮蔽？高岭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臣与诸臣再三酌议，相度地形，无如八里铺者。⋯⋯今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 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队，守望相助，不惟十七里之危，边前有障蔽，而二十里之■■作■，大半收括囊中。欢喜岭在新城之内，凭高眺远，贼来我悬镜以瞩其形矣。”[5]这番话似乎很动听合理，实际上是欺世人耳目，并无坚守关门的诚意和决心，正如杜应芳在《督师纪略》中指出的，“议筑重关于山海关外八里铺，其意即守关，亦非所乐，势不得不守，而又耻于莅关无所为，则人将议之，而金钱亦未可遽请，欲问关外则所不敢，于是欲离关八里复设官，其说以即外关破，内关尚可守，而外关之兵无可逃”[6]。这就十分清楚，所谓“重关设险”不过是一块掩饰逃跑的遮羞布。

王在晋修筑重关的计划虽然得到明廷的批准，但是却遭到以兵部尚书孙承宗为首的一批主张抵抗后金将领的反对。这年六月，孙承宗亲赴山海关一带视察，他和王在晋之间，对放弃关外，修建重关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孙承宗问：“新边城即移旧边之四万以守乎？” 王在晋答：“当另有兵。”

孙承宗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有兵乎？ 其战兵即守兵乎？另有战兵乎？筑关在八里铺，新城之背即旧城之址也，其品坑地雷将为敌设乎？为新兵设乎？若新城能守，则安用旧城？ 如不可守，则新兵四万退转旧城之下，将开关以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在晋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

孙承宗问：“若是，则敌至兵逃如故，安用重关？” 王在晋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承宗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又安用重关？且败兵入三道关，敌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溃，不又踏全辽覆辙乎？”“今不为恢复计，划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王在晋自知理亏，无言可答。孙承宗则严厉指出：现在正将是“秋

高马肥，敌且西来，当为战备，而旧关未固，胡不合新旧之费且筑旧城， 待旧城可守，再筑新城，似为有备，如两城并筑，而一瑕是未有备也。皇上倚豪杰为万里长城，那得潦草，而况百万金银轻掷于无用之版筑， 似当详察”。这席话分量很重，“在晋始丧气失色”[7]。

孙承宗知道废重关、守关外事关重大，所以亲到关门外巡视，登上中前新城楼眺望，“遥见宁前形势，天设重关，以护神京。觉华弧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厄敌之用”。于是他要王在晋火速增兵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觉华岛等地，然而王在晋不从，孙承宗“乃惟心告语凡七昼夜，而在晋终缩朒不应”[8]。

当广宁失守后，在京师兵部任职方主事的袁崇焕，却独自单骑出关巡阅形势，声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9]。所以他反对王在晋弃关外、建重关，认为这是“无远略”，并“以为非策”。他虽然向王在晋陈述了己见，但是“力争不能得”[10]。在孙承宗来到关门的时候，袁崇焕向孙承宗分析了关内外的形势，特别强调宁远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道，也是保卫关门的屏障，在此构筑坚固防线，派兵驻守，进可攻，退可守，相机即可收复辽东失地。孙承宗十分赞同，认为“崇焕英发贴实，绰有担当”[11]，是个有远识灼见的将领。他回京以后，向天启皇帝朱由校面奏，指出“在晋不足任”，因此王在晋被调离辽东， “而八里铺筑城之议遂熄”[12]。

王在晋去职后，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调袁崇焕为宁前兵备道驻守宁远。同时采取安置辽民，以辽人守辽土和修城练兵，加强防卫等措施， 使关外各个军事据点之间，不仅可以独自固守，而且还能互相支援，于是构成了以宁远、锦州为主体的新防线，所以后金不敢轻易向辽西进军。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企图拉拢孙承宗入伙，遭到他的拒绝，故“魏忠贤与群小畏忌之，诬左袒东林”[13]。另外，他们又利用辽东耀州之役失利一事，大肆攻击孙承宗，迫使他离职归里。明廷任命阉党分子高第为辽东经略，此人是个“恇怯”的胆小鬼，他步王在晋的后尘， 主张放弃关外大片山河，退守山海关一线，他说：“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弱，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惟榆关为扼要。”[14]并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诚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结果造成“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器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15]。袁崇焕坚决反对高第弃关外的逃跑行动，指出“兵法有进无退，安可轻撤， 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可高第不听劝告，“且欲并撤宁、前二城”。袁崇焕拒不从命， 表示“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16]，誓与宁远共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