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广宁之战

明经抚不和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等城，从此后金由狭窄的苏子河畔迁到广阔富饶的辽沈地区，为了巩固河东新占领区的统治，消除来自河西广宁

（辽宁北镇）明军的威胁，准备举兵迅速夺取此城，据探报明军已有准备，又怕后方空虚，于是暂未进攻，等待时机。

当沈阳、辽阳等城相继失陷，明廷大震，为了防止后金兵进扣关门，直逼京师，便积极加强辽西的防御，正如兵部尚书崔景荣所言：“今辽左惟有河西一块土耳，若不并力固守，何以遏其长驱。”[137]要守河西，则必先保广宁，因广宁是“负闾山，凭渤海，踞胜青营，扼冲中外”[138] 的军事重镇。所以许多明朝廷臣认为“今河东残破，且以广宁为藩篱，山海为门户矣”[139]，一旦“广宁不守，则山海震撼，山海不固，则京师动摇”[140]。因此，明廷再度起用熟知辽东情况，“才识胆略有大过人者”[141]熊廷弼，然后又任命王化贞巡抚广宁。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 年）六月，熊廷弼赴京入朝，向明廷提出以图恢复的战略防御方案，即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之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雇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142]所谓海上督舟师之言，就是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合陆上广宁之兵，为三方布置之局。南卫指金、复、海、盖地区，熊廷弼认为舟师入南卫而守，努尔哈赤必回顾赫图阿拉，放弃辽阳，明军可一举收复河东失地。其后，他又提出：“三方建置，须联合朝鲜。宜得一智略臣前往该国，督发江上之师，就令权住义州，招募逃附，则我兵与丽兵声势相犄，与登莱音息时通，斯于援助有济。”[143]这样就使“三方布置”更加完善。

可是，巡抚王化贞与熊廷弼的战略策略有些相佐，他“本庸才，好大言”[144]，“为人骄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145]。就在即将走马上任之时，其同乡好友傅国献策曰：“奴犯我，必从抚顺路，不数日而抵三岔，广宁危矣，径也。然有三路，我宜反主客劳逸之势，多方误之。如声言以大兵渡三岔东讨，而出偏师先尝其镇江宽■，镇江宽■距彼六七百里，彼必不防，虚无人。我可以数十骑恐以大兵，缚其守，下其城，为直趋鸭绿者，彼自不得不分兵以救。而又以半众备我之趋三岔而东者，则力两分而中虚。我乃以全力东北出黄泥洼间道，直捣其穴。彼从镇江反兵，可十日方至，而我从黄泥洼抵其穴仅两日耳。黄泥洼故西虏瓯脱地，我多与虏金钱假之，彼方不意我之出此也，比其两路之戎反，而穴已夷矣。彼进退无据，我前后夹击，是我以我虚挑彼实，而以我实冲彼虚。”[146]王化贞非常赞赏，在傅国意见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很快拟出起兵收复辽沈的作战方案：

一是陈兵河上，相机进攻。王化贞说：“今之划河而守者，非为区

区河西弹丸计也，将进而抚定四卫，收取沈阳，以渐芟剃耳。顾非舟车并进，前后夹击，不足以穷狡免之穴，而据猛虎之隅也。”[147]由于他急于渡河取胜，贪念战功，所以不加强广宁的防御，却调集重兵陈于河上，时刻准备挥兵东进。于是“部署请将，沿河设六营，营置参将、守备，分守诸要害”[148]。

二是攻打镇江，东西夹击。镇江在辽东东南，与朝鲜相接，它是通往朝鲜、登莱和辽南四卫的咽喉要道。所以王化贞认为：“调发七八千人，从海上来，由鸭绿鼓枻而东，直指镇江，绕出奴寨之后，奴岂敢复安居于辽阳乎？”[149]因此，他“密委都司毛文龙收复镇江”[150]，当镇江得手，便出兵海州，进取辽沈。

三是联结蒙古，合攻后金。当时漠南蒙古地处明和后金之间，为两者争夺的重点对象。王化贞说：“奴氛益恶，辽势将墟，亟救燃眉，惟有用虏一著。”[151]“请发币金百万，亟款西部”[152]，联合蒙古，一同“起兵讨奴”，“即不必真能灭奴，虏必不与奴合，奴不敢复深入矣，惟庙堂熟筹之”[153]。

王化贞的这个既不知己知彼，又不积极防御，企图孤军深入，侥幸取胜的作战计划，遭到经略熊廷弼的坚决反对。他指出：“力主驻兵河上拒，而不知河窄难持，堡小难容，纵使河上满兵三万，不能当贼三千之渡。纵使西平、盘山各道有一二万，不能当河兵一刻之溃也。⋯⋯今日但能固住广宁，便是固住山海。然固守广宁，定用犄角扎营之法，方可无患。若驻大兵于河上，西平、盘山等处，直直一条如竹带之形，河上一动，便成破节，此前日开原辽沈之已事也。今计河上只宜置游徼兵更番迭出入，以示不测，不宜刻驻一块，为贼所乘。其自河至广宁，止宜多建烽火。西平、高平、盘山一带，止宜额兵稍加增益，为传烽探之用。而大兵悉于广宁城三五里内外，相度形胜，犄角扎营，得垒高栅，以俟其来。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虏骑一日可到，倘有西犯消息，我必须知于数日前，而故设一虚境以疑贼，必不敢逾数百里来攻也。” [154]

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和固守广宁的计划，是一个切实可行、较为稳重的作战方案。但是王化贞不从全局得失考虑，只想到个人的利害，因此他“则专意河西，用西虏进取，谓登、津为缓图”[155] 。为了推行其以攻为主的错误主张，竟背着明廷和经略，于是年七月初，私自派遣部将毛文龙，率领二百多人，深入敌后，相机攻打镇江。毛文龙联络该城的生员王一宁、千总陈忠等人，侦知后金驻守镇江的佟养真领兵出外，城内空虚，又约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七日深夜兴兵攻城，一举攻占镇江，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所谓“镇江大捷”。

镇江之役，“抚臣以为功，经臣以为罪，意见大异”[156]。巡抚王化贞等人大肆鼓吹此战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如兵部侍郎王在晋说： “都司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 [157]王化贞认为：“镇江一动，四卫大扰，管大藩舟师适至，王绍勋水兵俱集，奴兵分御，辽阳遂空，海州止真夷二千，河上止辽兵三千，若潜兵夜袭，破之必矣。奴南防之兵狼狈而归，吾据险以击其惰，可大歼

也。”[158]因此，他屡求明廷“命兵部移文天津巡抚毕自严、登莱巡抚陶朗先督兵策应，其化贞调度广宁兵马，相机征剿，一面咨经略熊廷弼严勒兵将，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159]。

但是，经略熊廷弼等人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袭击镇江一事，是轻举盲动行为，不仅打乱了三方布置，而且暴露了明军的弱点，实质上对后金有利。熊廷弼指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160]兵科给事中李迂知也说：“毛弁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杨帆未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不数日，奴大屠镇江男妇，烧毁房屋几尽，而文龙逃朝鲜去矣。发之早，不得不应，又不能卒应，损威招衅至此。”[161]登莱巡抚陶朗先也认为“其在镇江者，兵单将寡，倘倏覆，不惟不足助河西章制之势，而徒启贼人防备南路之谋，致殄四卫归附之众”[162]。

镇江之役后，王化贞“气益盛”，听不进反对的意见，却锐意出兵。可是“化贞素不习兵，妄意降人李永芳内应，又信西部言许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以罔中朝，谓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163]。就在这种毫无准备、轻敌盲动的思想指导下，王化贞欲于九月中旬渡河进攻海州。明廷怕他有失，命熊廷弼率军支援，熊廷弼来到右屯，见到明军混乱情景，得知海州防守坚固，所以一方面向明廷驰奏“不宜轻举”[164]，另一方面劝说王化贞，“夺海州容易事，但我入而所以守之法，贼救而所以御之法，宜先讲求，若第掩取而归，为贼追袭，后一段光景尤宜深想”[165]。此次出兵，最后由于“西部兵不至，化贞不敢进”[166]而告终。

尽管此次出兵未成，然而熊廷弼和王化贞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守和战之间的争论更加激烈，从他们二人下面一番对话看得十分清楚。

“经臣曰：守具即是战具，今人饥马疲，守即不能，以何为战。抚臣曰：正惟不能守，所以当战。

经臣曰：军马未动，粮草先行，今粮运艰难若此，既要进兵，当先备求运法。

抚臣曰：我一过河，而海州之粮皆我之粮。

经臣曰：王师宜堂堂正正，既过河便当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当想退法。

抚臣曰：我一取牛庄，而彼中自然响应，定有缚叛将以献者。”[167] 由上观之，经抚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于是“诸道将皆浮沉于战不

战之间，守不守之际，凡事牵制者多矣”[168]。因此，这种“徒费光阴” [169]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明廷的重视，把经抚不和一事，交由廷议。当时，许多大臣害怕卷入这场政治争论的旋涡，承担责任，所以不想把此争分个是非曲直，而是采取调和矛盾的办法。他们说：“就今日论，离守难以言战，离战难以言守，执守之是而非战，执战未尝忘守，言守未尝忘战，二臣之筹议不惟不相左，而且相为用矣。”这种“战守相资” [170]的调和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争论更加复杂化了。

从王化贞一方来看，他们认为廷议是支持主战的，所以王化贞更加主张兴兵出击。他说：“不战必不可守，不过河必不可战，广宁人聚族而谋，皆谓坐而待困，不如伐之。如机果可乘，岂宜坐失。”[171]而从

熊廷弼一方来看，他们认为廷议不公，偏袒王化贞等人，因此仍然坚持以守为攻，反对出战。如太仆少卿何乔远说：“今辽东之役费金银千百万，会有越三岔河一步者乎，民既涣散，士复栗懦，折箭埋沙，凿毙马脊，刍豆之费，取以糊口，以此人心，但可导使之守，岂可使战哉。轻战必至丧地，力守便可完城，地失而城亦失，城存而地亦存矣。”[172] 当时有些廷臣对此情况忧心忡忡，指出“中外皆知经抚不和，不早为处分，必致误事。⋯⋯乞皇上严旨责成二臣协心报国。”[173]而王在晋针对当时的形势指出：“臣尝料虏中习知我兵有三方并进之谋，所最虑在登莱水兵之渡海，今又有毛文龙之结聚，为奴酋腹心之大患。目下止因天寒冰结，海风不便，我兵未进。少待清明时候，舟师便可渡海，合登莱之旅，以及金、复、盖州，约会毛文龙以攻宽镇，再牵合朝鲜出兵协助。东师一动，广宁兵即从西入，西虏之众又从后应，奴虽有精锐，而四面受敌，分兵支应，奴必不能当也，与其坐而待我兵之合攻，莫若三路未集，先一决战，以袭我之未备。”[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