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皇太极嗣位与改革措施第一节继承汗位

天命十一年（1626 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患毒疽不治而死， 由谁来继承汗位呢？早在天命七年（1622 年）三月，努尔哈赤已经作了安排，决定后金汗由诸贝勒推举产生，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尽管有了规定，他们是否诚心拥戴则大成问题，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在诸贝勒中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其中大贝勒代善与大妃纳喇氏（阿巴亥）有暧昧关系，这种欺君蔑父的行为，使他在诸王中威信大降，而且父汗生前已废除了他的继承权。二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并非嫡子，并且曾参予其父舒尔哈齐的分裂叛逃的活动。三贝勒莽古尔泰，生母继妃富察氏由于“窃藏金帛”得罪而死，加上他本人性情粗野，无人拥护，自然不能被拥立为汗。只有四贝勒皇太极实力最强，无论是政治眼光、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都在众贝勒之上，所以他是后金汗比较合适的人选。

因此，就在努尔哈赤死的当天，代善的长子贝勒岳托和三子贝勒萨哈廉，向代善提出：“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即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 “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1]第二天诸贝勒大臣聚于朝，商讨立汗一事，代善首先发言，对皇太极说：“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2]他又对诸贝勒大臣说出了拥戴皇太极的原因：一是“深契先帝圣心”；二是“才德冠世”。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众贝勒“皆喜曰：善。议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3]，皇太极“略不辞让而立”，被拥举为后金汗，可见并非夺立[4]。

九月一日，皇太极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明年为天聪元年。二日，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祝告天地，他对天立誓曰：“谨告于皇天后土，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国家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5]特别是对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皇太极感谢他们“推戴，初登宸极，不遽以臣礼待之”[6]。这些话无疑是表明，他称汗以后，将遵奉和执行先父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要敬兄长、爱子弟，不任意损害他们的利益，汗与诸贝勒是平等的关系，以此来安抚众人。因此，众贝勒亦对天名誓，表示忠于新汗。

这时驻守宁远的袁崇焕得知努尔哈赤病死的消息，便乘机对后金发动外交攻势。十月十七日，他派李喇嘛（即锁南木座）、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四人，前往沈阳吊丧。袁崇焕的意图，据他向明廷奏称：

“臣先于镇守内臣刘应纪、纪用、镇臣赵率效东巡，而得奴死之信，盖闻之而未见其的也，无一确探以相闻。边臣所任何事，亟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与夷（即后金）上下，二也；且谕其毋仍前叛逆，束手归命，听朝廷处分，三也。”[7]

皇太极明知袁崇焕遣使吊丧是假，察看后金虚实是真，但是为了战

略目标的转移，对明来使仍以礼相待，表示和好，其目的是“将讨朝鲜， 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8]。于是十一月十六日，皇太极命方吉纳、温塔石等十二人，携带书信和礼物，随李喇嘛、傅有爵同往宁远。他在致袁崇焕书中说：

“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尔循聘问之常，我岂有他意， 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之。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尔须实吐衷情，勿事支饰也。”[9]

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战胜利后，为了防止后金兴兵再犯，提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10]的战略， 所以他看来书后，正符合“款为旁着”，以议和为手段，作为缓兵之计。后金使臣方吉纳、温塔石等到达宁远后，受到袁崇焕的款待，在学宫召见他们。方吉纳、温塔石等对袁崇焕“恭敬柔顺，一如辽东受赏时三步一叩头”，并跪投书信一封，封上称袁为“老大人”，还献上“参、貂、镂银鞍、玄狐皮、舍利狲皮，值亦千余金”[11]，企图以此表示议和的诚意。袁崇焕知道议和一事关系重大，便把馈赠的礼物封存入库，向明廷报告后金遣使求和的情况，以免朝廷降罪；同时，他又不拒绝后金议和，只是以书中大金国与大明国并写，不便入奏为由，即以原封还之， 从而观察事态的发展。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 年）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等人，率领三万大军入侵朝鲜。他为了阻止明军援救朝鲜， 由辽西进攻沈阳，使后金陷入腹背受敌，因此就在后金兵出征的同一天， 则派方吉纳、温塔石等人，再次出使宁远，致书袁崇焕请求议和，以避免两线作战，书曰：

“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白金百万，缎匹百万，布匹千万相馈，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貂皮千，人参千觔遗尔。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金十万，缎匹十万，布匹三十万报我。两国诚如约馈遗，以修盟好，则当誓诸天地，永久勿渝。尔即以此言转达尔主，不然是尔仍愿兵戈之事也。” [12]

袁崇焕收到来书后，立即报告明廷，疏言：

“夷使方金纳（即方吉纳）九人特来讲话，随诘来夷，何故起兵？彼云前来打围， 乘便抢西达子，断不敢擅入宁前。又投递汉文夷禀，将向时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称， 而仍彼伪号，然既差人求款，伪号安得犹存，因此原书还之，而留其来目，暂放一二小夷回话，令易去年号，尊奉正朔。”[13]

由上可见，袁崇焕没有把后金来书的内容完全报告明廷，其意图是使明金议和得以进行下去，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加强关外诸城的防御。明廷对后金遣使求款十分重视，明熹宗朱由校认为袁崇焕处理“奴使求款，应之有权，战守可恃，操纵合宜”[14]。同时亦提出对后金的议和条件，他说：

“然而十年荼毒，奴罪已深，一旦输情，听信匪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 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与其疑信异同，拒之既题之后，无宁讲■妥当，慎之未题之先，该抚想有成算，或别有妙用，悉听密筹，封疆事重，不厌叮咛，鼓舞吏士，明烽远哨，仍旧戒严，务保万全，纾朕东顾。”[15]

袁崇焕看出明帝金汗所提出的议和条件差距甚大，实际上明金双方皆无议和诚意，都把议和作为政治手段。尽管如此，袁崇焕还是想利用议和时机，修复锦州、中左、大凌河之城，所谓“乘敌有事东江，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16]

三月五日，袁崇焕派杜明忠等三人，前往沈阳，带去他和李喇嘛书各一封。袁崇焕书曰：

“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屡蒙书教，知崇敬明帝，停息干戈，抚养国民之意。即此治生之念，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强大者，故乃无量也。往事七宗，汗仍抱为长恨， 我焉能听之忍之。追思往事，穷究其因，乃我边境小人，与汗之不良诸申人，口舌相争， 致起事端。设若明人不先滋事，则诸申之事必在其后，倘若诸申之事在后，则汉人岂先乎？ 做孽之人等，即逭人刑，难逃天怒。此等之事，不用我言，则汗亦知之也。今欲一一开析， 恐难问其死亡者也。我所念者，不仅我皇上忘之，且汗亦并忘之也。然汗战斗十载。诸申汉人死于辽东之野，草被染污。天愁天怨，可怜至极，皆为此七恨。而我不发一言，可乎？ 今哈达、叶赫何在？河东河西死者，岂止十人乎？仳离者宁止一老女乎？辽东沈阳界内人民，尚不能保，宁问糗粮足与否？汗怨已雪，而心满意足。惟我皇帝，难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如何退出。官生男妇，如何归还。若归还，乃汗之贤明慈惠，敬天爱人也。上天无私，人心忌满，是非曲直，将自昭然。各有良心，不可偏私，我愿汗，再思之。一念杀机起，国中无穷劫运；一念生机，将遭逢祥运。我又愿汗图之。若书中所列诸物，以中国之大，皇上既恩养四诸申，岂无此物，或吝惜乎？然前书未载，多取违天，乃当汗自裁。既通使往来，又出兵朝鲜，何故耶？我文武官员，皆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若未撤，则令撤回，则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矣。停息干戈，辨明前后诸事，往来书信，勿书动怒之言， 恐有碍奏闻。信使往来，汗亦知之也。夫我帝明见万里，仁育八方。汗以实心恭敬我帝， 宣扬圣德，料理边务，颁谕安抚诸申汉人等，则有疆臣在，勿忧美意不上闻也。相善相恶者，诸申汉人之常，而不绝使命。汗更有以教我乎？在此特候覆书。”[17]

李喇嘛书云：

“⋯⋯汗之七恨，乃往事也，天道不违，再一说明，便可弃之。⋯⋯汗与诸贝勒等， 还存善心，可弃者弃之，难忍者忍之，佛说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停息干戈，便是极乐矣。”[18]

袁、李两书是希望后金接受明廷的条件，实现议和。但是此时后金已战败朝鲜，两国结为兄弟之盟，同时又把明军毛文龙部赶下海，从而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皇太极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

四月八日，皇太报遣明使杜明忠等还，并覆袁、李二人书，对袁、李的来书逐条加以批驳。致袁崇焕书曰：

“尔来书云，欲我忘七恨等语。尔先世君臣，欺凌我国，遂成七恨，致起干戈，为将此情事，令尔闻知，辨明是非，两国修好，以忘七恨矣。故我遣官与李喇嘛回往议和。若仍怀七恨，欲兴师征伐，则我遣官何为哉？又云：倘欲修好，城池地方，如何退出，官生男妇，如何归还等语。蒙天垂祐，以我为是，赐以城池官民等，今令退还，乃尔不愿和好，有意激我之怒也。曾又云：若归还所指城池官民，乃汗之贤明慈惠，敬天爱人也等语。此毋庸我言，大人岂不知乎？又称我等所列诸物，前书未载等语。前书所列诸物，较之此次有多有少，尔已知之矣。且又云：既通使往来，且又出兵朝鲜，何故。我文武官员，皆疑汗之言不由衷等语。岂无故而征朝鲜乎？朝鲜及我两国，素无怨衅。庚子年，我兵去东收边民归来时，朝鲜出兵截击，我兵击败之，杀其来截官兵。时并未因此与朝鲜结怨，仍在和睦相处。其后，乌拉国贝勒布占泰用兵朝鲜，攻取其城池，朝鲜以布占泰系我婿，遣人来求劝阻。我遂劝阻布占泰，命停攻朝鲜。再欲杀无故。遂于己未年，朝鲜以兵犯我。除战中被杀者外，其余官兵，我皆留养遣还，以期重修和好。然朝鲜无一善言相报，反妄自尊大，肆言轻我，并纳我逃人，资助逃人。从始至终，与我交恶。多年来，我一直寻求和好，因终不成，我所以兴兵者，乃是故也。夫天以我为是，以朝鲜为非。是天使我两国和好。自李喇嘛至，我何尝有不征朝鲜之语，尔疑我何言不由衷也。尔等口称修好，却令哨探逼近我处，接纳逃人，蚕食领地，修筑城池，尔等确实言不由衷也。我国将帅，乃因之疑虑耳。又云：停息干戈，辨明前后诸事。此言是之也。又如往来书信，勿书动怒之言， 恐有碍奏闻等语。陈明是非，再行修好，方能牢固。若言而未尽，便强令勿书动怒之言， 则难以修好矣。像此等欺凌之词，与前辽东广宁诸臣，欺人无异也。又云：汗以实心恭敬我帝，宣扬圣德，料理边务等语。尔帝之圣德，当由尔等宣扬。我乃异国人，何从知之。所谓料理边务，尔之边界尔料理之，我之边界我料理，尔国边界，我如何料理？不讲两国修好之言，却出此轻人之语，何为耶？大人尔乃能洞察前后之贤人也。然而不讲如何使国归太平等有关两国修好、有利于国家之言，而竟说大话，可制胜乎。虽轻视我，我岂因之而贱乎？或贵或贱，皆天意也。尔既然来文轻我，我即覆文以报之。为两国修好，尔宁存疑虑，而我不存疑虑。人或可欺，天亦可欺乎？若果两国修好，岂不誓诸天地乎？且又云： 所列诸物，酌量裁减等语。我已酌减之。尔以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五十万匹及毛青细蓝布五百万匹送我，我以东珠十、黑狐皮二、元狐皮十、貂皮二百、人参千斤送尔，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以相好之礼，每岁尔国以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蓝布三十万匹送我。我国以东珠十、人参千斤、貂皮五百送尔。若以是言为是，实欲修和好，则有何言，速行完结为善也。尔等渐加轻慢我，袁都堂来文尊明帝为天，喇嘛书中以异国君主列于明臣之下，是皆尔等偏私所致，非义也。人君者，天佛之子也；人臣者， 如若蒙嘉奖，一日间被陛用，得罪则一日间被贬谪之民也。我乃循礼而行，书明帝比天字低一格，书我比明帝低一格，书明国臣工比我低一格。知尔欺骗，我遂停止遣使臣。再者， 凡尔书信，书明帝比我高一格，若将明国臣工与我并书，我将不受之。”[19]

在答李喇嘛书中，基本内容与袁书相同，指出明廷种种不是外，则对书中所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一语，认为“此言良是。既句我言之，则亦当向明帝言之，无论谁人，肯回头，岂不美哉。尔喇嘛系精通佛教、明达道理之贤人，何为有意轻我”[2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天皇太极以明军修筑锦州等城为由，又给袁崇焕致一书，书称：

“至此书中所言，专为修城事，两国诚欲和好，先分地段，从何处为明地，从何处

为诸申地，各修各地。尔一面遣使议和，一面急修城垣，⋯⋯不愿太平，而愿兵戈，乃不易也。纵能加固数城，而其所有城池及田禾，能尽坚固乎？”[21]

这里所谓“先分地段”，即为“分定疆域”，就是山海关以内归明， 辽河以东归后金，而宁锦一带不得设防，成为中间地带。袁崇焕认为明金划分国界，又要向后金纳赏金岁币，实际上是割地赔款，明廷哪能接受。因此，他收到来书后，不再覆书，于是议和谈判宣告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