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面独坐。

皇太极为了加强以汗为首的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贝勒的权势，逐步废除反映氏族社会军事民主落后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他采取各种办法，狠狠打击足以与自己争权的三大贝勒的势力。当时，后金的决策机构议政会议被八主旗贝勒所控制，而三大贝勒又是其中能左右的力量，因此极大地束缚着汗权。早在天命十一年（1626 年）九月，皇太极即汗位后，沿袭旧制，仍在每旗设总旗务大臣一名（即固山厄真），但是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务皆听稽察”。同时又在每旗设佐管旗务大臣二员，调遣大臣二员，前者“佐理国政，审断状讼”，后者“出兵驻防， 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79]。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诸贝勒掌管旗务的权力，而且使他们处在众多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之中。天聪三年（1629 年）正月，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身体健康为由，他说：“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倘有疏失，罪坐诸贝勒”，于是“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 [80]。这不仅削去三大贝勒每月轮流执政的大权，而且拉拢和团结其他贝勒为己用，从而提高了后金汗的地位。

可是，每当朝会和盛大庆典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居南面并列而坐， 如同四汗，一同接受群臣礼拜，无疑有损汗的一尊形象。因此，天聪四年（1630 年）六月，皇太极利用二大贝勒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定阿敏罪状十六条，以“俨若国君”、“心怀不轨”、“丧失城池”、“扰害汉人”[81]等罪名，将阿敏“革去爵号，抄没家私，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82]，以后“病卒于狱”[83]。天聪五年（1631 年）八月，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和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皇太极以此把莽古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 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翌年，莽古尔泰因气愤“以暴疾卒”[84]。

至此，三大贝勒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一人，是年十二月，当诸贝勒提出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时[85]，代善立即说：“我等奉上居大位， 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86]他主动请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极允准。天聪六年（1632 年）正月，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改为自己“南面独坐”[87]，这标志着汗权的确立。到了天聪九年（1635 年）九月， 皇太极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指责代善对己不恭，众议代善“与皇上相

左”[88]，列了四条罪状，拟革去大贝勒名号，削除和硕贝勒职，剥夺十牛录所属人口，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但是皇太极心中有数，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高汗权而已，所以只罚银马甲胄。从此， 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实力大增，其余贝勒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