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朝与女真族的关系

明洪武元年（1368 年），明军攻占大都（即北京），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东北，负隅顽抗的故元残余势力，一方面派黄俦等人前往辽东，“诏谕辽阳诸处官民帅众归附”[69]；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迫使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投降。于是洪武四年（1371 年）明在辽东设置定辽卫都卫，洪武八年（1375 年）明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 一盟[70]。朱元璋为了向北推进，在“慎固边防，翼卫王室”[71]的思想指导下，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北方和东北，如封燕王于北平、封韩王于开原、封宁王于喀喇沁、封辽王于广宁，其目的是“据名藩，控要害， 以分制海内”[72]。当时故元太尉纳哈出占据金山（即吉林省农安县） 一带，与辽东高家奴、哈喇张、也速之等故元残余势力，“彼此相依， 互为声援”[73]，企图继续顽抗。明朝要统一东北，就必须消灭东北境内的“故元遗兵”。洪武二十年（1387 年），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率

领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兵败投降，其他“故元遗兵”也纷纷归降，元朝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被肃清。

明初，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黑龙江和库页岛等地。明继元统治女真地区，采取一系列积极经营开发的措施，使得明王朝与女真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洪武年间，明在东北的势力最远只达到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永乐时，明迁都北京以后，把战略重点转向北方，除了征抚蒙古外， 更加强对女真地区的经营。永乐帝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女真的情况，亲自找女真人询问地方风俗人情[74]。早在永乐元年（1403 年），就派遣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75]。永乐二年（1404 年），又派遣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豆满江等地，安抚建州女真[76]。明王朝采取安抚政策，收到很好效果，“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 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77]，“悉境归附”[78]。明朝政府在这里“因其地分设卫、所”[79]。于是设置奴儿干卫，以把刺答哈、阿刺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胪寺等为千户所镇抚， 随后设立了一百多个卫所。永乐七年（1409 年），奴儿干卫地方官员忽刺冬奴等人来朝，奏称奴儿干“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明廷接受了这个建议，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80]。永乐九年（1411 年），正式派遣太监亦失哈、都指挥同知康旺等，“率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前往该地“开设奴儿干都司”[81]，专管卫所事务。奴儿干都司管辖地区，“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82]。根据《明实录》记载统计，从永乐初到嘉靖时，前后在上述地区共设立三百七十个卫， 二十个所[83]。今天，明代设置的卫所早已废圮，但是永乐十一年（1413 年），明朝官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修建永宁寺时刻的石碑《永宁寺记》， 以及宣德八年（1433 年）重修永宁寺时又刻的《重建永宁寺记》石碑， 详细记载了奴儿干都司和卫所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我国东北疆域的历史见证。另外还有《昭勇将军崔源墓志》记载，“宣德元年同太监亦信下奴儿干等处招谕，⋯⋯正统元年，奉敕抚安忽（刺）温野人”[84]， 以及《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记载，宋国忠的高祖宋卜花，曾在明初奉命招谕奴儿干的事迹[85]。这两块墓志反映的事实和永宁寺两块石碑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有力说明明代在奴儿干设官建置，这里是我国疆域的一部分。

“卫所”是按照明朝政治制度设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和内地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所谓“抚绥属部”[86]，“看守地方”[87]。“卫所”官员都是明朝中央政府直接委任的，采取“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 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88]的政策。他们的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都必须得到明政府的批准。如果要求晋升官爵、更换敕书（委任状）、增加赏赐等，则要呈报明朝政府，不得擅自行动，否则要受到处罚。明朝授给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的官印，不断有所发现，如有《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89]、《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90]、《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91]、《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

1. 、《塔山左卫之印》[93]，以上的“印信”，清楚表明了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最好的历史物证。

明朝政府规定，女真三大部的各个卫所都要“以时朝贡”，所以“自永乐年间俱来朝贡”[94]，直到后金建立前从未停止过。所谓“朝贡”， 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卫所的官员要按朝廷指定的期限赴京述职，报告地方情况，同时还要向明朝政府交纳贡赋，明廷对“贡到方物， 例不给价”[95]。实际上是向女真征收的赋税。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唯野人女直僻远无常期”[96]。随着卫所不断增设，赴京朝贡的人数也日益增加，据统计仅嘉靖十五年（1536 年）入京的贡使就达二千一百四十余名[97]。卫所的朝贡人员到京后，由会同馆负责接待，凡女真贡使“俱在此馆安顿”[98]。明朝皇帝接见贡使时， 贡使除了报告所辖卫所的情况外，便向朝廷贡献方物，贡品皆是地方名贵特产，如马匹、貂皮、毛皮、阿胶、人参、海东青等。明廷对朝贡者按照官秩大小授给抚赏，贡品给予回赐[99]。各卫所贡使来京所带的货物，允许在京师指定的市场上出售，分官市和私市两种，朝廷所需货物由官家收购，剩余的就在私市上交易，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运回女真地区。由此可见，朝贡除了政治作用外，也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女真地方的商业贸易与物资交流。

明朝政府还在辽东通往女真地区的交通重镇开设“马市”，以便女真和汉人以及东北各族之间进行商业交易。马市开设始于永乐三年（1405 年），当时明廷应蒙古福余卫的请求，“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100]，由于前来马市交易的人很多，所以永乐四年（1406 年）明朝政府正式开设马市，派千户答纳失里等主持马市事务[101]。时马市有三处，“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 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102]。以后马市贸易不断发展， 又陆续开设一些马市，天顺八年（1464 年）为建州女真开设抚顺马市[103]。成化时在古城堡南对海西女真增设马市一处，直到嘉靖二年（1523 年）迁到庆云堡北。万历初年，又在清河、■阳、宽甸增设马市。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在义州开设木市。

明朝政府对马市管理十分重视，并有许多具体规定，据《辽东志》记载：“夷人买卖，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广宁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十六日至二十日一次，各夷将马匹物货赴官验放入市交易， 不许通事人等将各夷伪弄，亏少马价及偷盗货物，亦不许拨置夷人以失物为由诈骗财物，敢有擅放夷人入城，及纵容无货人入市，有货者在内过宿，规取小利，透漏边情，违者俱问，发两广烟瘴地面充军。”[104]

马市也分为官市和私市两种，两者区别是“凡马之到市者，官为收买之，其余听其售于诸人”[105]。明政府收购马匹等“攻战之具”[106]， 称之官市；女真和各族人民间的交换“食用之物”[107]，称之私市。马市贸易很繁荣，交易的商品，来自蒙古和女真的，有各种牲畜、皮毛、人参、药材等土产品；来自汉族地区的，有铁制生产工具，如铧、铲， 有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有生活用品，如米、盐、绢、布、缎、锅、衣服等。明廷派官管理马市贸易，初期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到了永乐十五年（1417 年）改定“马价”，实行货币交易。主管马市的官员，除了检查入市货物，还要征收商业税，叫做“马市抽分”[108]。而且对女

真前来马市贸易的各卫所首领还给“抚赏”，以资奖励[109]。

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扩大马市贸易。因此，万历年间马市增多，交易有了显著的变化，这方面的情况虽然史籍记载不多， 但是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明代辽东马市贸易“抽分清册”，为研究这个时期的马市提供了珍贵资料。从这些“抽分清册”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是马市开放的日期，不再是以前每月一次或两次，每次五天，而几乎成了日市，每天都开放交易[110]；二是此时明朝政府对马市货物征收的商业税增加了，有的增加几成，有的成倍增加[111]；三是女真前来马市交易的人数增多了，每次入市的人少则数十，多达数千，如海西女真部督猛骨孛罗、歹商等从广顺关入市，一次竟达一千一百人[112]，建州女真朱长革等一次进入抚顺关互市的就有二百五十人[113]；四是输入女真地区的商品，突出的是大批的耕牛和生产工具，根据《抽分清册》107 号记录统计，运进海西女真的耕牛二百一十六头，铧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114]。因为是残档，反映的数字是不完全的，但是从以上各个数字中，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明朝和女真马市交易的特点与变化。

由于女真和明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来往更为频繁。因此，东北地区的水陆交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明朝在元朝设置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和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驿站的线路，据《辽东志》记载，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共有六条交通干线，开原城是六条干线的起点[115]。东到朝鲜，西达蒙古，东北抵达特林地区的满泾；西北通往满洲里以北，形成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特别是对黑龙江、松花江一带，明廷为了保证辽东同奴儿干地区的交通运输，永乐十年（1412 年）自松花江到黑龙江下游，就设了满泾等四十五站[116]。永乐十八年（1420 年）又在吉林的松花江畔建立了造船厂[117]，担负“造船运粮”[118]和运送军队[119]的任务。正因为明朝积极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增设驿站，建立船厂，更加强了女真和辽东及中原地区的联系。

列宁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20]我们从以上大量的考古文物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满族的先世在那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论历代王朝如何更迭，也不论那个民族的贵族掌握中央王朝的统治权，他们和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当公元 8 世纪唐朝在该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以后，历代王朝不断向这里委派官员，征收贡赋，驻守军队，发展贸易，开辟交通等。从而清楚说明满族的祖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