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廷求和

松锦大战以后，关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时，明王朝不但松锦兵败，损兵折将，苦心经营十多年的锦宁防线为清军攻破，而且一度转入低潮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又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规模之大、发动之广、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因此明朝处于东有清军，西有农民起义军的夹击之中。当洪承畴兵败退守松山城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明廷上下十分恐慌，崇祯皇帝一方面“屡旨剿援”，实际上“未发一兵，未通一信”[87]；另一方面命兵部尚书陈新甲召集群臣，商讨解围之策，可是他们指不出“剿虏奇策”，只是“有云解围宜先通消息者，有云或用水师捣巢者，有云宜设法运粮者”，就连陈新甲也说：“甲忧劳欲死，今日解围无策。”[88]在这种无兵可援，无策可施的情况下，有些廷臣总结过去两线作战失败的教训，主张对清议和， 陈新甲亦有此意，所以“兵部会议御奴之策，大端以息兵为言”[89]。企图向清谋和，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因此，崇祯十五年（1642 年） 正月初，陈新甲通过大学士谢升向崇祯帝建议与清议和。八日，崇祯“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90]。陈新甲领旨后，积极准备，获悉二月十八日松山城破为清军占领，于是三月中旬命职方郎中马绍愉、兵部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等人秘密出关议和，他们到达宁远后，派人到锦州与清方接触，并以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敕书作为明廷求和的证明，书曰：“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屡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 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91]

皇太极阅毕非常气愤，对诸王贝勒大臣说：“明之笔札，多为不实， 若谓与我国之旧，何云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既谓与陈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宝，况其所用之宝，大而且偏，岂有制宝不循定式之理，此非真宝明矣。”[92]因此，清拒绝谈判，明使马绍愉等人只好回京禀奏，在此期间锦州、杏山、塔山相继被清军占领，宁锦防线也不复存在了。四月底， 陈新甲又一次奉旨，再遣马绍愉、朱济之等人前往沈阳议和，此次明清

议和谈判，在清的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以满族贵州为主的一方反对议和，他们认为“明之国运将亡，正宜寻此机会，攻取燕京，安用和为” [93]；二是以汉官为主的一方支持议和，他们认为“明寇盗日起，各方饥馑，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边文武重臣，皆为我擒，兵将散失八九，今遣使乞和，计必南迁，应邀其纳贡称臣，划地以黄河为界”[94]。皇太极是位足智多谋的决策者，他已经看到关内的形势变化，于是暂时采纳了汉官的意见，实际上既谈判，又观望。清与明使经过二十多天的反覆磋商，到了六月三日为马绍愉等人设宴饯行时， 他在致崇祯皇帝书中提出了议和条件：

一、两国有凶吉大事，则当遣使庆吊；

二、每岁明馈清金万两，银百万两，清赠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三、明清双方潜入境内的逃人，一律遣还对方；

四、明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界，清以塔山为界，并以连山为适中之地，明清两方在此进行互市贸易[95]。

以上所提条件表面上看并非苛刻，实际上皇太极不是想索取更多的土地和财物，而是要明王朝承认清是独立的政权，明清双方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两国。但是明廷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以上条款，议和一事就夭折了， 这是因为崇祯皇帝遣使赴清议和是秘密进行的，所以马绍愉等人离开沈阳回到宁远后，立即派人把议和谈判情况密报陈新甲，陈新甲阅后，一时疏忽，将来书放在几上，结果被家人误作塘报送出传抄，于是满朝闻之哗然，许多廷臣上疏弹劾陈新甲私行议和。此时崇祯不是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却为了保全皇上的面子，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把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不久陈新甲作为替罪羊被处死，明清议和告吹。

皇太极对明清议和中辍，没有引起反响，因为松锦大战后，明清力量对比已发生很大变化，正如明辽东巡抚黎玉田所言：“我之所以制酋者，向推火器为先，盖因我有而酋无，故足以取胜，后来酋虽有而我独多，犹足以侥幸也。今⋯⋯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酋之抢掠万马立放，我之市骏一骑无增，以至器械等项，件件措处为限，独以空言，直欲灭虏，不更可危乎？⋯⋯奴器械精、粮草备、人马健、将酋勇，⋯⋯我军马草，火器少、饷银无、地势孤。⋯⋯迄于今而铸炮造药， 十倍于我之神器矣；抢夺马匹器械，百倍于我之马匹器械矣；虏掠丁壮兵民，又不啻十数万生聚矣；捆载辎重金帛，又不止百千万财宝矣。其富而强，盖以骄悍之性，无厌之欲，方张之势，内攻山海，外攻宁远， 此必至之情，必然之势也。”[96]所以皇太极在明清议和停止后，便于九月五日对祖可法、张存仁等汉官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砍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97]

由上可见，松锦大战的社会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促使明王朝早日退出历史舞台，并为清王朝的建立铺平道路，正如康熙皇帝把萨尔浒大战与松锦大战比较时所指出的：“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定。”[98]这样评价前后两次明清大战的历史意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清太宗实录》卷 20，天聪八年十月庚戌。[2]《清太宗实录》卷 6，天聪四年二月甲寅。

[3]《盛忠奏陈攻取山海关外八城策略事本》，见《历史档案》1982 年第 2 期。[4]《段学孔奏陈攻取关外八城方略事本》，见《历史档案》1982 年第 2 期。 [5]《清太宗实录》卷 56，崇德六年七月丁丑。[6][31][32][54][55][58][59][61][85]《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 5，锦宁战守。

[7][82][84]《明清史料》乙编，第 4 本，《兵科抄出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寿图题本》。[8]《锦西县志》卷 1，地理，兵事。

[9]《兵部呈为高起潜题松山防卫获胜事本》，《历史档案》1984 年第 2 期。[10]《清太宗实录》卷 45，崇德四年三月辛酉。

1. 《兵部呈为方一藻题松山孤城获全民心屹固事本》，《历史档案》1981 年第 2 期。

2. 《清太宗实录》卷 45，崇德四年三月丁卯。

3. （朝鲜）《沈阳状启》庚辰年四月二十二日。[14]《清三朝实录采要》卷

   8。

[15]《清太宗实录》卷 51，崇德五年三月己亥。[16]《清太宗实录》卷 51，崇德五年四月丙寅。

[17]《兵部为辽东署总兵刘肇期奏报战守机宜事行稿》，《历史档案》1985 年第 1 期。[18]《清太宗实录》卷 51，崇德五年四月壬戌。

[19]（朝鲜）《沈阳状启》己卯年三月二十日启。

[20]《兵部为总兵官祖大寿题御敌之等事行稿》，《历史档案》1985 年第 2 期。[21][24][52][62][71]蒋良骐《东华录》卷 3。

[22]《清太宗实录》卷 55，崇德六年三月丁酉。[23]《沈阳状启》辛己年三月二十二日。[25][28]《明史》卷 261，邱民仰传。

[26]《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崇德六年六月乙酉。[27]《清太宗实录》卷 56，崇德六年七月乙酉。[29][36]《锦县志》卷 14，宦绩。

[30][35][83]谈迁：《国榷》卷 97。[33]《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十二日。

[3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687 页。[37]《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初七日。

[38][4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18，洪承畴降大清。[39][44]（朝鲜）《沈阳日记》辛已年八月二十日，西行日记。[40][4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686 页。[41][43]《清太宗实录》卷 57，崇德六年八月丁巳。[42]（朝鲜）《沈阳状启》辛巳八月二十八日。

[46][48][51]《清太宗实录》卷 57，崇德六年八月壬戌。

[49][56][73][74]《明清史料》乙编，第 4 本，兵部题行宁前道石凤台塘报。[50][70]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

[53][57]（朝鲜）《沈阳日记》辛巳年八月二十五日。[60][79][98]《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

[63][65]《清太宗实录》卷 57，崇德六年八月乙丑。[64][66]（朝鲜）《沈阳日记》辛巳年八月二十二，西行日记。[67]《清太宗实录》卷 57，崇德六年八月丁卯。

1. 《清太宗实录》卷 57，崇德六年八月己巳。

2. 《清太宗实录》卷 57，崇德六年八月庚午。

[72]《明清史料》乙编，第 4 本，兵部题御前发下原任宁夏镇标参谋汪镇东奏稿。[75][86]夏燮：《明通鉴》卷 88。

[76]《清太宗实录》卷 59，崇德七年二月辛酉。

[77][80][81]《崇德七年奏事档》二月二十四日，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1 辑。

[78]《明清史料》丙编，第 1 本，松锦记事残叶。

[87][89]《明清史料》乙编，第 4 本，兵科行御前发下兵科给事中张缙彦稿。[8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卷 25，第 10 本。

[90]《明史》卷 257，陈新甲传。

[91][92]《清太宗实录》卷 59，崇德七年三月乙酉。[93]《清太宗实录》卷 61，崇德七年六月癸亥。[94]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七年五月丙申。

1. 《清太宗实录》卷 61，崇德七年六月辛丑。

2. 《明清史料》乙编，第 5

   本，兵部题御前发下辽东巡抚黎玉田题残稿。[97]《清太宗实录》卷 62，崇德七年九月壬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