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山海关大战与清定都北京第一节入关策略的改变

松锦大战，以清胜明败宣告结束，从此明在关外精锐丧失已尽，再无力抵抗清军，而清控制了辽东与关内之间重要战略走廊，打开了通向中原的门户。皇太极本想乘胜入关灭明，但是发现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地，规模之大，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他根据新的形势，立即改变策略，企图利用农民军与明朝拼杀，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崇德七年（1642 年）十月十四日，皇太极特命贝勒阿巴泰、内大臣图尔格等人率军入关，观察动向，联络农民军。他面谕曰： “如遇流寇，宣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一二人，致与交恶。为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过”。[1]可见皇太极的急切心情。但是，阿巴泰此行未能如愿。当多尔衮摄政后，继承了其兄皇太极欲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建立全国统治权的战略总方针。

福临即位后，多尔衮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清的实际统治者和最高决策人。顺治元年（1644 年）一月，他派遣迟起龙等人为使者，入关给农民军将领致书，希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2]。可是佇待多日，不见回音。

清两次派人进关联络农民军，皆无结果。此时，清的重要谋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看到关内的形势发生急速的变化，便对清仍然企图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的战略方针提出异议，认为明王朝已病入膏盲，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在清的主要敌人变了，不是明王朝，而是农民军。他建议抓紧时机，火速进关，直取明都，并提出具体的进军方案和对待沿途明朝官民的各项政策。四月四日，范文程向摄政王多尔衮启奏：

“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为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滋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3]

这份奏书，适时而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它对清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于是七日，顺治帝命多尔衮统率大军进关。八日，福临在笃恭殿赐多尔衮大将军印，并敕曰：

“今蒙古、朝鲜，俱已归服，汉人城郭土地，虽渐攻克，犹多抗拒。念当此创业垂统之时，征讨之举，所关甚重。朕年冲幼，未能亲履戎行，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特授奉令大将军印，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4]

九日，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5]，约十四万大军进关争夺天下。十一日，[6]清军过辽河时，

多尔衮得到探报，方知李自成的农民军于上月已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王朝被推翻了。此时，多尔衮进退犹豫不决，便征求熟知关内情况，对农民军颇为了解的明降将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坚决主张入关，攻打北京，寻农民军大战，必能获胜。他向多尔衮启称：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予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

（流寇）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 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后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7]

这是继范文程奏启后一篇重要文献，洪承畴在已变化了的形势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进军方略，是以农民军为主要敌人，以北京为主要攻击目标，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民军手中夺取胜利果实。多尔衮听了以后，受到极大鼓舞，决定取道内蒙入关，攻打北京。

此时，关内的局势发生了急剧而又重大的变化。这年春天，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挥戈东进，兵分三路直指京师。崇祯皇帝感到大明江山危在旦夕，于是“诏征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奏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8]。三月四日，明廷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随后命他火速领兵入卫北京。吴三桂十分狡诈，从个人的利害考虑，时刻观察政局的变化，故“三桂被命，迁延不即发，简阅步骑，携挈人民，徙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9]。由宁远（辽宁省兴城县）至山海关二百里路程，正常行军日行一百二十里，若兼程急驰能走二百里，一日便可到达。可是，吴三桂率领大军，六日从宁远起程，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整整走了十一天。他入关以后，根本无意勤王入卫京师，二十日军至丰润，便“犹豫不进”[10]，“分驻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处”[11]，袖手观望，待机而动。魏特在《汤若望传》中曾指出，吴三桂“对于君王的行动底动因，不是忠义，不是爱国心，这一点似乎很是实情，八成支配着他的性灵的主要成份，是贪求尊荣的心理，其次也就是不见得高尚的个人动机”[12]。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揭露了他观望不前的实质。二十八日，当吴三桂得知“京师陷、帝后殉难”的消息，深感自己夹在清和农民军之间，要取得个人的权益，不是归降农民军，就是投靠清，反覆权衡，举棋不定。

其实当时清和农民军都在竭力争取吴三桂，这是有道理的。一则吴三桂占据山海关一带，是京师的东大门，通往关内外的咽喉要道，军家必争之地；二则吴三桂拥有一支约三万余人的部队，其中有三千子弟兵和部分“蒙古锐丁”[13]，战斗力颇强。因此，吴三桂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若降农民军，可以阻止清军入关，从而巩固大顺政权；倘归清，清军便可由山海关长驱直入，进攻北京。早在他驻守宁远时，清就曾多次派人致书招抚，因其家小皆在京师为质，不敢许诺，而是婉言拒绝。

另外，当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直趋京师时，对吴三桂领兵入关勤王很重视。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在居庸关收降明定西伯唐通后，就命令唐通率所部，并带大量金银财物，“责匕四万两犒之”[14]，利用旧日同僚关系，前去招抚吴三桂。于是唐通“遗书三桂，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但是“三桂不答”[15]。十九日，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京畿“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16]，因此十分忧虑。他对军师宋献策说：“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致之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袵席不安。”[17]然后召集诸将领讨论“定久安之计”，部将顾君恩指出：“闻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惟山海关外不可不虑，宜储饷练兵待之。”李自成同意他的看法说：“吾亦以此为虑耳。”[18]可见招抚吴三桂是想扼制清军入关。所以，李自成便加紧招抚工作，首先除“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19]外，还命其父吴襄“作书以招子”[20]，“使速降”[21]。其次是派遣巡抚李甲和兵备道陈乙，“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并犒赏吴军官兵白银四万两。吴三桂看到投降农民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高官厚禄即日可得，则“大喜，忻然受命”[22]。他立刻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在会上对众将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籍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 众将不知其意图，“皆默然，三问不敢应”。他接着又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 众将方知其意，便同声答道：“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于是“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23]，归降大顺军。

吴三桂决定向大顺军投降以后，自己率所部入京朝见李自成，由唐通等人领兵驻守山海关，并且“从关山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24]。这时北京城内比较混乱，农民军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而且许多政策失误，尤其是对归降的大批明朝官吏，大肆“编拿百官，拘系追赃，酷刑拷打，呼号遍地”[25]，同时强占他们的妻女为妾。吴三桂的家庭也没有幸免，刘宗敏拷掠吴襄，夺取他的爱妾陈圆圆。虽然李自成为了招抚吴三桂，曾加以制止，但是为时已晚。四月五日，吴三桂行至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城里逃出的家人，问及家中情况，“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26]，可是又想到“吾与此兵结仇深，势难归北，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27]，待到京后再辨明。接着又听说自己的爱妾陈圆圆为刘宗敏抢占，深感奇耻大辱，“乃大怒”[28]，“投袂起曰：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即刘宗敏），此仇不可忘，此恨不可释” [29]。又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30]，真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31]。于是吴三桂“忿而中改”[32]。八日，他便率军进攻山海关，“袭杀其守关兵殆尽，贼师负伤遁归”[33]，唐通败逃。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反，立即派白广恩率军援救唐通，结果亦大败，全军被歼。

吴三桂占领山海关以后，立刻办了三件事：第一，“移檄远近讨贼” [34]，“近京一路尽传”[35]，就连“京城外亦遍张吴三桂檄，共约士民缟素复仇”[36]。第二，联络士绅，扩充人马，佘一元的《述旧事诗》载：“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事势不容诿，捐输兼敛科，”[37] 可见山海关的绅衿给予积极支持。同时又“招集溃散，及唐通降兵约二

万”[38]，还“新募兵数千，尤雄悍”[39]，因此兵马增加到五六万人。第三，杀使祭旗，吴三桂下令斩李自成派来招抚的使臣“李甲头祭旗，割去陈乙两耳纵之”[40]，以示坚决与农民军为敌。

李自成看到吴三桂决心顽抗，不将其消灭必为大顺政权一患，因此决定亲自统领大军出征，为了先稳住吴三桂，十一日派遣使臣再次携带吴襄手书和大量金银前去劝降。十三日李自成统率十万大军，宋献策、刘宗敏、李过等将领从之，并带着吴襄同往，出齐化门直指山海关。

吴三桂已经估计到李自成必领大军来战，所以早有准备。一方面向清乞援，吴三桂“见自成势大，难与争锋”[41]，许多部将也“以众寡不敌为虑，有进乞师策者”[42]，如胡守亮，此人“素通满语，乃献借兵之策”[43]。同时吴三桂又找谋士方献廷商量，他问献廷：“敌众我寡，计将安出？”献廷曰：“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44]于是吴三桂命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等人为使臣，致书于清，请兵援助。另一方面行缓兵之计，当李自成亲征前遣使来劝降时，参将冯有威向吴三桂献计说：“吾军愿效死杀贼。今不如收其金币，散赐士卒，然后起兵，使彼不及备，何必杀此伪官。”吴三桂采纳他的意见，佯对来使说：“愿一见东宫而即降。”使臣便“报书覆命”[45]。吴三桂不放心，怕此计被识破，接着又派生员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乡耆刘台山、黄镇庵和高选六人，“轻身绐贼，行至三河，遇贼，遂羁而东”[46]，用诈降手段欺骗李自成，以待清兵来援。李自成虽然没有完全中计，但是显然放慢了进军的速度，从北京到山海关约七百里，如果急行军三四日就可到达，可是大顺军却整整走了八天，贻误了战机。

四月十五日，多尔衮师抵翁后（辽宁省阜新境内），遇见吴三桂派遣的使臣杨珅、郭云龙二人，并带来求援的书信，吴三桂在书中向多尔衮请求曰：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恩厚，悯斯民之罹难，拒守之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各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47]

多尔衮得书后，真是喜从天降，此乃清军入关的大好机会，立刻召见范文程等人商讨对策。范文程说：“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接着又说：“好

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抚安百姓不可。”[48]

多尔衮同意范文程的意见，虽然对吴三桂的乞援“大喜许诺”[49]，答应出兵，但是对信中有两点是不同意的：一是所谓“泣血求助”，向清借兵而不是归降；二是要清兵“直入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关等处）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却不许从山海关合兵进京。他鉴于以上原因，改变了原先取道内蒙，由密云进攻北京的计划，而是从义州（辽宁省义县）南下，直趋山海关，迫使吴三桂投降，以控制关镇战略要地。另外，他怕吴三桂有诈，“欲探其言虚实，遣其妻弟拜然与汉将（即郭云龙）一人偕往山海关，汉将（即杨珅）一人则方留在军中”[50]。十六日，多尔衮给吴三桂覆书，虽同意出兵，但要吴三桂降清，书曰：

“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此，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想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寇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51]

吴三桂眼看李自成大军压境，万分惊慌，他除了向多尔衮逼降让步，请求火速救援外，便加紧准备抗拒农民军的进攻。十九日，吴三桂在演武堂，“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52]，得到地主官僚的支持，如郭应龙、孟四吉等人，“输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察战马一百二十余匹”[53]。二十日，吴三桂传令聚教场，“与诸将绅衿歃血同盟，戮力共事”[54]，杀所谓“奸细张有起、张五”[55]二人祭旗。然后进行军事部署，在关城内日夜巡逻，“严缉奸宄”[56]，并于关城西石河一带设防布阵，待机而战。这天，多尔衮率军进抵连山，会见吴三桂使臣郭云龙、孙文焕，并收到来书，书称：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关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井，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税，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57]还说：“贼兵已朝夕旦急，愿如约，促兵以救。”[58]

多尔衮对来书中“愿如约”三字的内容是心领神会的，实际上吴三桂表示归降。他得知山海关军情紧急，一旦为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统领大军，日夜兼程奔赴山海关。据朝鲜《沈馆录》记载：“九王（即多尔衮）即发驰行，⋯⋯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至宁远城下，夜已三更矣。⋯⋯ 二十一日，⋯⋯黎明行军，至四十里许，少驻即发，⋯⋯饥过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至关外十五里许，日已昏黑，屯兵不进，一昼夜之间

行二百里矣。”[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