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拖克索”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在以农业为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满族社会中，土地关系是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是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

所谓“拖克索”，据《清文鉴》说：“田耕的人所住的地方叫做拖克索。”[46]就是奴隶主占有的、驱使奴隶耕作的奴隶制庄园。关于“拖克索”的情况，朝鲜人申忠一在《建州图录》中有详细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他出使建州，沿途见到六处“农幕”（即拖克索）。这些“拖克索”都属于努尔哈赤家族和有权势的首领所有。如努尔哈赤自己有一处，其弟速尔哈赤有两处，速尔哈赤的女婿童时罗破有一处，努尔哈赤的从弟童阿斗有一处，另外地方首领童流水有一处。“拖克索” 设有管庄人，努尔哈赤的管庄人叫王政，速尔哈赤的管庄人叫双古，他们负责管理庄园和监督奴隶生产。

16 世纪末，“拖克索”土地所有制处于萌芽时期，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不大。根据《建州图录》记载统计，申忠一出使建州见到三十一名首领中，只有五人有“拖克索”，仅占百分之十六。而且“拖克索” 占有的耕地面积也不多，如童流水在蔓遮川的“拖克索”，“起耕仅二十余日”，总共只有一百多亩地[47]。

但是，随着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顺利进行，统辖地区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发展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奴隶人数愈来愈多。因此，“拖克索” 不仅数量急剧增多，而且占地面积也迅速扩大了。由此而反映出来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更加明显，阶级对立日趋尖锐。这种变化和发展的情况， 在天命四年（1619 年）朝鲜人李民■写的《建州闻见录》里有所记载， 如果以此同申忠一的《建州图录》记载比较，时过二十四年，最突出的变化之一，就是“拖克索”有了很大发展，它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不再是以少数首领所占有，而是上自努尔哈赤和贝勒大臣，下至八旗士兵“皆有奴婢、农庄。”虽然此时后金全境有多少“拖克索”，确实无法知道， 可是当时仅一名八旗将领就占有“拖克索”“多至五十余所”[48]，这就十分清楚说明“拖克索”数目之多，而且已成为满族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既然“拖克索”已成为后金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因此就必然有适应它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万历四十年（1612 年），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说：“如果没有阿哈（奴）厄真，（主人）何以为生？如果没有诸申（自由民），贝勒（诸王）何以为生？”[49]从这段话来看，满族内可分厄真和阿哈两大对立的奴隶主与奴隶阶级，此外还有诸申自由民阶层。如果再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关系和在生产中的地位来看，每个阶级包括不同等级与阶层的人。

奴隶主阶级包括努尔哈赤及其家族，八旗将领，归降的首领和官员。他们拥有大量的“拖克索”和可以买卖、屠杀、殉葬的奴隶以及不同程

度的占有诸申与其他自由民。这些奴隶主平日“但■刀剑，无事于农亩” [50]，不参加劳动生产，专靠剥削奴隶的全部剩余劳动为生。正像恩格斯深刻揭示的那样：“用自己的劳动来取得生活资料，被认为是只该由奴隶去做的事，这种行为甚至比抢劫还更可耻些。”[51]

奴隶阶级是由战争俘虏和诸申降为阿哈的两部分人组成。这些阿哈，不但被迫从事家内劳动，而且更多的是用于农业耕作。如天命三年

（1618 年），努尔哈赤一次就从诸贝勒的“拖克索”抽调阿哈八百人， 前往浑河一带打晒粮食[52]。他要“阿哈把耕田所得谷物同厄真共同吃” [53]，这就说明阿哈是社会的直接生产者。但是，厄真占有生产资料和阿哈，阿哈劳动产品全部被厄真占有，《建州闻见录》记载，“奴婢耕作，以输其主”[54]，《满洲秘档》也说：“仆夫力耕以供其主，不敢自私。”[55]

此外，阿哈毫无政治地位，他们的居住、生活、婚姻、嫁娶全无个人自由，必须听从主人安排。而主人对阿哈有生杀予夺之权，任意买卖、毒打、屠杀等，阿哈遭受非人待遇，与牲畜同列，无疑成为会说话的工具。这些阿哈的子女世代为奴，不能自行离开主人，逃跑要治罪。“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56]

诸申阶层，有建州自由民和归降的百姓与士兵。诸申人身是较为自由的，对自己的财产具有完全所有权，但他们必须依附八旗旗主和厄真以求保护，并对他们承担一定的义务。如自备马匹、军械、口粮应征出战和服无偿劳役等等。当时努尔哈赤把诸申作为自己的私产，可以任意赏赐给部属，可见诸申虽是自由民，但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低的。

总的说来，满族未进入辽沈地区以前，它的生产关系与“拖克索” 土地所有制是相适应的，正处在奴隶制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