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山海关大战

尽管多尔衮率军日夜兼程，奔往山海关，但是李自成的农民军还是比清军早先到达。二十一日晨，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军对阵。山海关形势非常险要，它是以关城为主体，四面各有辅城互卫，东西名为东罗、西罗，南北则是南翼、北翼，并同附近的长城、城堡、墩台、关隘等组成比较完整的防御系统。李自成为了迅速占领这座京东门户的雄关，一方面命唐通率领一支人马，由离关城西北三十余里的九门口，“北出而东守外城以困截之”[60]，不仅要切断吴三桂与清军的联系，而且防止他逃往辽东降清。另一方面令随军前来的吴襄阵前下书劝降，吴三桂不从，在答父书中说：

“儿以父荫，熟闻家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臣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即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尔暂稽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万雉，何至一二日内便已失堕？使儿卷甲赴阙，事已后期，可悲可恨！侧闻圣主晏驾，臣民■辱，不胜睚裂。犹意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槌一击，誓不俱生。否则刎颈阙下，以靖殉国难，使儿缟素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乎原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61]

李自成见劝降无望，便下令向吴军发动进攻，两军战于石河西岸，战斗十分激烈，结果吴军大败，“以致生员李友松、谭有养、刘以祯，战没贼营”[62]，大批吴军被歼，农民军突破吴军的石河防线后，派一支精锐骑兵，从西北的角山“飞奔透阵，至西罗城北，方欲登城”，守城兵用炮击之，又遣偏将率兵还剿”，故未能得手。但是农民军虽被阻，乃“不复来战，相持竞日，遂收兵”[63]。与此同时，农民军又攻打北翼城，据吴军守此城将领冷允登说：“当王师之未至，正流寇之突关，亲王（即吴三桂）领兵当锋，派臣守北城。奈此城逼山受敌，贼欲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贼势蜂拥，竟扑边城直上，臣只率亲丁尽力堵战，正在呼吸存亡之间，急请亲王拔兵协剿，”[64]方守住此城。由于西罗、北翼二城遭到农民军的猛攻，险些丢失，而东罗城也很吃紧，把守该城的马维熙说：“东罗城孤当贼冲，危急劳瘁，倍于两城。”[65] 由上可见，山海关已陷入农民军的包围之中，吴三桂度势不支，急待清军速援。

此日傍晚，多尔衮率领清军进抵山海关外十五里，得知关城仍在吴军手中，故停军不前，观察关城的局势，这时得到“吴三桂哨骑来报，贼已出边立营”[66]。随后，多尔衮“命诸王等，各率精兵逆击”[67]，在一片石打败唐通。唐通率残部退入九门口。二十二日晨，多尔衮率军来到离关城二里的威远台（堡），“高张旗帜，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营观之。三桂复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信。请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犹

未即行”[68]。这显然是多尔衮对吴三桂施加压力，所以吴三桂只好带领绅衿吕鸿章、佘一元等五人和二百名亲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围出城，驰往清营。多尔衮在大帐中接见吴三桂，迫使他投降。当时的情景，据钱■的《甲申传信录》记载：

“王（即多尔衮）曰：‘汝约我来，我来何用炮击？’三桂曰：‘非也，闯兵围关三面甚固，又以万骑逾边墙东遏归路，故用炮击之使开，可得间道东出也’。九王曰：‘是也，然无誓盟，不可信。且闯兵众，关内兵几与闯同，必若兵亦薙发殊异之，则我兵与若俱无惮矣’。三桂曰：‘然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数千。使我有万骑，则内不患寇，外犹可以东制辽沈，我何用借兵于若为？今兵少固然，薙发亦决胜之道也’。于是与九王共歃血，三桂即髠其首，以从。”[69]

吴三桂从切身利益出发，向多尔衮剃发称臣，投降清军。多尔衮迫使吴三桂就范后，对他说：“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70]此时突然得到探报，北翼城部分吴军哗变，投奔农民军。多尔衮得知命吴三桂先行，并对他说：“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71]吴三桂立即率随员返回关城，加强各城堡墩隘的防守，下令全体官兵剃发，一时不及的就用白布斜束项背，便于清军识别吴军或农民军。然后在关门上竖白旗， “吴三桂率诸将十数员，甲数百骑出城迎降，九王受拜于阵中，进兵城中”[72]。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左翼入北水门，豫郡王多铎等率右翼入南水门，时值大风扬尘，咫尺不见，入关的清军隐蔽在关城之下。多尔衮告诫众将说：“吾赏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73]因此“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可成”[74]。所以他“不肯先与自成轻战，”故命吴三桂为前锋，“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观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75]。

这时李自成知道山海关易守难攻，想诱吴军出关城野战，一举消灭。因此，他下令停止攻城，把十万大军自北山横亘至海，沿石河西岸一字摆开列阵，作战时可以首尾相顾。足智多谋的多尔衮观看李自成的布阵后，决定避免同农民军对阵作战，则采取集中强大的优势兵力，发动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的闪击战。因此，他说：“我军可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三桂兵可分列右翼之末。”[76]多尔衮选择关城以南石河口一带为突破农民军的战场，一则这里离李自成中军大帐最远，是个薄弱之处；二则这里东南临海，又是平阳开阔地，便于清军发挥骑射的威力。他为了暂时不暴露清军参战，并保存八旗兵的实力，命令吴三桂率领部众打先锋，以吸引农民军主力，吴军在龙王庙和谭家颇罗地区同农民军接战。吴三桂心中明白，此战只能胜不能败，所以“与贼死战，自辰至酉，连杀数十余阵”，战斗非常激烈，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

自成、宗敏知边兵劲，成败决一战，驱众死斗。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

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77]

由上可见，吴三桂已陷入重围，曾多次企图突围未成，面临全军败灭的危险。此时，多尔衮认为时机已到，命阿济格、多铎等统领两白旗， “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78]。战局立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军遭到清军的突然攻击，反而处于清军和吴兵的包围与夹击之中，清吴联军以全力冲杀，并把农民军压向海边，这场战斗十分残酷，所谓“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骑贼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东海口，尽为斩杀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矣”[79]。吴三桂在此战中之所以转败为胜，死里逃生，是因清军骑兵的增援，正如刘健在《庭闻录》中说：“是日，战初合，满兵蓄锐不发，苦战至日昧，三桂军几不支，满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以逸击劳，遂大克捷。”[80]

当时李自成骑马按辔立于高岗之上（红瓦店西北点将台），“见白旗一军，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自成麾后军益进”[81]，准备火速驰援。但是，他身边一僧人告知，“此非吴兵，必为东兵（即清军）也，宜急避之”[82]。李自成虽然南征北战，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可是此次没有从整个战争全局考虑，却策马先逃，动摇了军心。可贵的是这支农民军久经沙场，在没有主帅的情况下，许多官兵仍不后退，坚持战斗，最后因寡不敌众，在红瓦店为清军所败，勇冠三军的刘宗敏， “亦中流矢，负重伤而回”[83]。二十三日，李自成退至永平，遣降官王则尧赴吴三桂营招降，吴三桂将王则尧送交多尔衮，被处斩。李自成得知后，便在永平范家店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斩首示众，然后率领残部西撤，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三十日仓促弃京西走。

多尔衮率领清军乘胜追击，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自山海以西各城堡文武将吏，皆争先奉表迎降”[84]。二十五日，清军进抵抚宁，知县侯益光等献城投降。二十六日，师次昌黎县，知县徐可大等率官民迎降。二十七日，清军到达滦州，学正孙维宁等率众出迎归降。二十八日，师至开平卫，指挥陈任重等率部来降。二十九日，清军抵达玉田县，经历张彦、主薄王家春等率众投降。三十日，师抵公罗店，蓟州监军道李永昌、丰润县副将赵国祚率众投诚。五月二日，多尔衮领兵到达北京， “京内官民开门迎降”[85]，“都民处处屯聚以迎军兵，或持名帖来呈者有之，或门外瓶花焚香以迎者亦有之矣”[86]，“朝野一时欢然服从” [87]。

山海关大战是以清军的胜利，大顺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大战对清来说，是继萨尔浒、辽沈、广宁、松锦之战以后，又一次重大胜利。可谓“定鼎燕都，一统之基实始于石河一战”[88]，自此“期年之间，南北浑一”[89]。可是对大顺政权而言，则一蹶不振，由胜转衰，开始走上失败的道路。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曾领导和指挥过许多著名战役，取得了显赫战果，为什么在山海关大战中却遭惨败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有些昏昏然，牛金星等人忙于劝进，准备登极大典，刘宗敏等人热衷于拷掠追赃。而对当前的局势和大顺军所处的地位缺乏冷静的分析与正确的估计，表现出毫无战略远见，最突出的反映，是对已迅速向关内进兵，将同自己争夺天下的

清认识不足，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战略对策和实际措施。就这一点而论，多尔衮要比李自成高明的多，他对形势和任务十分明确，把进取中原，夺取农民军的胜利果实，建立清王朝作为既定方针，一切皆有章有法。另外，李自成对占据山海关这个战略要地的吴三桂，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仅局限于“勤王”，威胁京师安全而已，却对他降清没有警惕和足够的估计，结果只是一味的招抚，没有及时派遣得力的将领率重兵去攻打或迫降，使其阴谋得逞，实现联合清军进攻大顺军，这就是大顺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2、大顺军推翻明王朝以后，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削弱了李自成的军事指挥权，所谓“各自为雄，目无贼主”[90]，“凡事皆众主谋也” [91]。尤其是一些农民军官兵，长期在外南征北战，打下北京滋长了思乡情绪，产生了厌战、怕战的思想，严重的影响了战斗力。当吴三桂据关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即将出师征讨时，“营中诸贼大惧，私相卜问李闯有成否？闯王登极尚延几年否？出师不为关兵所杀否？得卜不吉，多泣涕”[92]。有些“马厮、炊丁亦人怀重宝，皆有归志”[93]。所以刘宗敏感到“此时但畏军变”[94]。这种思想状态的官兵，在山海关大战中，发现清军突然参战，则大惊失色，惊呼“满兵来矣，拉然崩溃。” [95]可见缺乏战斗意志，畏惧敌人的思想是战败的原因之二；

3、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中指挥失误。首先是进军速度十分缓慢，三四天的路程却走了七八天，使吴三桂有时间加强关城防御和遣使乞援；其次是不知敌情，不仅多次受吴三桂诈降缓兵之计所骗，而且十多万清军已入关，都不知道，可见探报工作失灵到何等程度；再次是使用阵法不当，既摆开横列一字阵，则必须首尾相顾，互相游动，遭清吴联军分割围攻后，又未命预备队驰援，致使小块坚持战斗的农民军孤立无援，惨遭杀害；第四是主帅弃众先逃，当清军铁骑绕过吴兵之右，向农民军猛扑过来时，李自成非但没有沉着应战，却“策马而走”[96]，全军失去主帅，顿时军心浮动，一片混乱，自相践踏，死伤万人，使得大顺军全线溃败；最后是没有调兵遣将，组织有力的反击。当时北京还有四十万大军，如果指挥有方，集中兵力，寻清军决战，有可能取得胜利。可是，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逃回北京后，急着筹办即位典礼，然后放弃北京，向西撤退，导致最终失败。李自成犯了一系列战术上的错误，则是战败的原因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