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如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在文字产生以前，苏美尔人的文学可能就已经存在了，那便是口头文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便产生了文学创作，在最古的苏美尔城市的文书库中所发现的文学作品，便证明了这一点①。但在古苏美尔时期，几乎未发现什么文学资料，这时期的文学可能大部分仍停留口头上，人们还未感到有把它们记录下来的必要②。在塞姆人的阿卡德王朝衰落后，大量的文学作品才涌现出来。乌尔第三王朝即所谓的新苏美尔时期及随后的伊新—拉尔萨时期，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这一时期的大量的文学作品被保存下来，但它们之中多数不是该时期的“原作”，而是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的抄本，内容和体裁主要包括赞美诗、书信、法典片断和文学争论等。每部作品都刻有清楚的创作日期， 也正是从巴比伦第一王朝的这些抄本中，大量的传统的苏美尔文学才得以恢复。尼普尔是苏美尔书吏学校的中心，因此也是其文化中心。这里的学者成为苏美尔文学思想的保护者，在从古巴比伦时期尼普尔城发现的大量文献中，苏美尔文文书占有压倒优势的比例，这可能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也是巴比伦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无疑是古巴比伦时期，确切地说，是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虽然巴

① 参见 S.N.克莱默《历史始于苏美尔》（S.N. Kramer, History begins at Sumer），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9 页。

①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22 页。

② 参见 W. G. 兰伯特《巴比伦智慧文学》（W.G. Lambert，Balylonian Wisdom Litera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 页。

比伦文学吸收了苏美尔文学的许多成就和思想，但“一些确实的材料表明， 巴比伦文学兴起于苏美尔传统文化影响以外的地区”①，从迪亚拉河流域的泰尔·哈尔马尔②遗址出土的泥板文书，与在尼普尔发现的同时代泥板文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泰尔·哈尔马尔出土的文学作品中，苏美尔语和巴比伦语的泥板大约占有同等的数量，此外还有许多同时用两种语言刻写的泥板。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古巴比伦文学明显地没有形成自己的中心。迪亚拉地区以自己的方言进行创作，马里和巴比伦城也如此。在古亚述时期， 到卡帕多西亚殖民的亚述商人则以古亚述方言记述文献。因此，巴比伦文学具有强烈的和浓重的地方色彩和传统。巴比伦文学的起步应该说不算太晚， 遗憾的是关于其起源和早期发展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当巴比伦文学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其作品和思想都已显示出成熟性和经验性，可以肯定，在此之前它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古巴比伦人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不断地抄写古苏美尔文献，往往附有阿卡德文译文，同时不断编纂新的苏美尔文文献；其二，用巴比伦人自己的方言进行文学创作。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第三个繁荣期，也是巴比伦文学的第二个和最后一个繁荣期是喀西特王朝时期。同样遗憾的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情况所知甚少。喀西特人虽然也属于“蛮族”范畴，但他们并没有带来严重的破坏，也没有造成文化的中断。相反，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似乎具有较明显的“复古”倾向和维护传统的倾向。它们表现出了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的双重性。在继承传统方面，喀西特人主要从事的是转写和编辑此前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存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一份目录，记载的是一系列的文学作品，每一作品都注明是“依据”某一特定城市的编辑者。在很多情况下，一部作品往往有许多种“版本”，可能系出自不同城市的学者之手。在发扬传统方面，他们主要的做法是改写以往的作品。根据某位学者的看法①， 喀西特人倾向于生活在过去，但缺乏早先作品的激情和灵感。这一点甚至在语言方面也很明显。这一时期的方言是中巴比伦语，它是由古巴比伦语发展而来的，但一般在文学中不被采用。喀西特人创造了一个所谓的“标准巴比伦语”，这种语言只用作文学创作和其它书面语言，而从来不作口语使用。奇特的是，这种所谓的“标准巴比伦语”的一些发音特征在词法学上比古巴比伦语还古老。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文体风格上也如此。

在喀西特王朝时期以后，新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不很多，而且除个别的例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