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文学所反映的社会背景

在人类历史上经历过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即私有制和阶级出现、原始的氏族制度开始解体、国家从萌芽到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通常伴随有新的民族的出现（外族入侵或迁移），并产生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这一历史时期通常称为“英雄时代”，其名称源于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赫西俄德。他在其著名诗篇《田功农时》②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器时代。在氏族制度解体和国家产生的新旧秩序更替之际，是一个需要并产生了新思维和新精神的时代， 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直接反映便是以歌颂英雄、呼唤新的时代精神的史诗文学的出现。在古希腊人的英雄时代，产生了世界文学史上的史诗杰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古印度人

（雅利安人）的英雄时代，孕育了两部不朽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英国则有英国的第一部民族史诗《贝奥武甫》。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文学无疑也是在这一历史潮流下应运而生的， 它反过来又折射出这一时代变革的社会背景。因此可以说，苏美尔—巴比伦史诗文学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人类历史早期文献史料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它显得尤其珍贵。关于恩美尔卡、卢伽尔班达和吉尔伽美什的所有史诗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斗争或抗争。它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命运的斗争，也表现为人类之间的斗争（表象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斗）。在《恩美尔卡与阿拉塔之王》这部史诗中，一方面反映出美索不达米亚资源匮乏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出新兴的统治者的勇敢、好斗、贪婪和掠夺成性等全新的品性。《卢伽尔班达和恩美尔卡》反映出在发生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人们竭力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新秩序，表现出不畏艰难险阻，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概。《卢伽尔班达与胡鲁姆山》则歌颂了人与命运的抗争。

《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则向人们展示出苏美尔人在从氏族社会末期向国家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制度，学者们习惯上把它称为“军事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存在三个权力机构，即行政或军事首领、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这时的军事首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王，更不能代表专制王权，最初可能只是发生战争时临时选举的“独裁官”，后来才演变成常设职位。在一般的城邦中，他们称为“恩西”（ENSI），强大城邦的统治者或一些城邦的霸主称为“卢伽尔”（LUGAL）。卢伽尔原意为“大人”，后来才有“主人”和“王” 等意思。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合称城邦会议（苏美尔文为 unken，阿卡德文为 puhrum）。长老会议也称贵族会议，由贵族组成，公民大会则由成年男子组成，它们限制和制约着王权。根据《吉尔伽美什和阿伽》的记载，基什的统治者阿伽派使者到乌鲁克，向乌鲁克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索求，吉尔伽美

① 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37—43 页。

② 又译作《工作与时日》，中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连同赫西俄德的另一作品《神谱》一并出版（《工作与时日·神谱》，1991 年版）。

什遂召开城邦会议征求意见。他首先召开了长老会议，长老们主张投降①；随后他又召开了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在战与和的选择上态度坚决，主张拒绝基什的要求，进行抵抗。最后，吉尔伽美什率领乌鲁克人民战胜了基什。这说明，吉尔伽美什在选择战与和等重大事情上，还没有决定权。城邦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可能是公民大会。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天上则有众神会议，每遇重大事件都要召开众神会议以商讨。但天神安努和众神之父恩利尔似乎权力要大一些，例如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他对处死吉尔伽美什的好友恩奇都和发动大洪水以毁灭人类方面，就具有决定权。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的不断强大，国王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最后发展为专制君主，城邦会议的作用则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