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好恶与佛教的沉浮

中国封建社会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各种宗教都是君主治国的工具， 帝王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一门宗教的荣辱兴衰。一般而言，隋唐两代大多数帝王都推行三教并奖，三教并用的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又有畸轻畸重的情况，导致三教地位的此起彼伏。隋文帝杨坚诞生在寺院之中， 自幼由尼姑智仙抚育长大，因此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掌权以后， 立即着手复兴因北周武帝“灭佛”而残败的佛教。他广建寺塔，普度僧尼，大办佛事，使佛教迅速恢复到南北朝的高潮水平。有资料表明，杨坚一代共度僧 50 余万，建寺 3793 所，抄经 46 藏，造石像 106，580 尊， 佛教事业由此走向繁荣。

唐太宗李世民本人是正统的儒学信奉者，自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①但他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从利用宗教的角度出发，给予佛教很大的扶植。他在旧战场建寺七所，度僧 3000 人， 超度双方亡灵。玄奘西行求法归来，太宗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长安慈恩寺为玄奘建立了有 3000 人的译经场，使其得以高质量地新译、重译了 75 部，1335 卷佛经。唯识宗在唐太宗的支持下，最为流行。不过， 由于唐朝是李氏王朝，出于神话其统治的需要考虑，太宗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

武则天执政时期，把佛教崇拜推上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她想当女皇帝，但中国传统文化是重男轻女的，她只好把目光转向了佛教。据《旧唐书》卷六载：“载初元年（公元 690 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其经文中有一段，“尔时众中， 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言天女，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 得转轮王。”②由于佛教为武周革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所以女皇下令： “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③武周一代大兴佛事，其糜费令人发指。她崇信华严宗创始人法藏，赐名“贤首”，经常请其入宫说法，

① 《贞观政要》卷六。

② 《大方等无想大云经》卷四。

③ 《资治通鉴》卷 204。

因此华严宗在中唐盛极一进。禅宗北派领袖神秀也得到了女王极高的礼敬，“肩舆上殿”，武则天“亲加跪拜，时时问道”，虔诚之情无以复加。

唐宪宗在位，崇佛、媚佛的突出事件就是迎佛骨入京。传说凤翔县法门寺的佛骨有灵，塔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宪宗决定迎佛骨入宫供奉三日，然后送诸寺巡回供奉。据《旧唐书·宪宗纪》：佛骨到京之日，“王公士庶竞相施舍，惟恐弗及。百姓有破产充施者，有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崇佛活动过分狂热，就会从维持封建统治的助力变成破坏力，从而遭到正统儒家的反击。韩愈从维护封建纲常的角度痛陈崇佛之弊，在《原道》一文中阐述了儒家道统对巩固君主统治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法，应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但是韩愈一道《谏迎佛骨表》不仅没有降低宪宗的崇佛狂热，反而被贬潮州。

隋唐佛教的迅猛发展，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寺院经济的快速发展， 造成了僧侣地主阶级与世俗地主阶级的矛盾；佛教徒的豪华生活，至使沙门腐败现象的产生；沙门干政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不满；佛教一支独秀，引起了道教等宗教的嫉妒等等。这一切矛盾，终于在唐武宗朝酿成了一次严重的宗教迫害事件——“会昌灭佛”。唐武宗灭佛既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又有个人好恶方面的原因。他迷信道教金丹成仙之术，幻想长生不老。道士赵归真、刘玄静利用了他的这种心理。鼓动他下了灭佛的决心。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灭佛，毁大、中寺院 4600 所，小庙 4 万余处，强令僧尼还俗 260，500 人，解放寺奴 15 万人，没收大量良田，收缴无数金、银、铜佛像及器皿。会昌灭佛的第二年，唐武宗服食道士进贡的金丹中毒身亡，他的儿子宣宗继位，马上着手恢复佛教。但是经过这一番沉重打击，佛教中依靠大量诵经、拜佛吸引信徒的流派再也无法复兴，只有“不念经，不坐禅”的简单法门——禅宗得到了恢复，中国佛教从此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再未出现理论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