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献身于作品。不要把作品作为猎取名利的手段。 反对剽窃和伪造科学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 年 1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1 页。

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1842 年 4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87 页。

遗憾的是，作者谈到德国御用经济学家时所用的那种声色俱厉的语调， 不可否认是有其理由的。这些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属于“庸俗经济学” 的；他们为了眼前的声誉，拿自己的科学作卖淫的勾当，背弃了科学的古典大师。他们高谈“协调”，而纠缠在最平庸的矛盾中。让这本书给他们的严厉教训，促使他们从昏睡中醒来，提醒他们，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7 年 10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34—235 页。

你从考茨基身上发现的正是他的主要弱点。他那种年轻人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由于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奥地利的一些大学里受到恶劣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而更加严重了。那里一直是这样教学生写历史著作的：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看作是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这些事情考茨基当然是干得很出色的。其次是他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因此，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人口史方面，接着在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几篇论文上，一连碰了几次大钉子。那时，我曾经十分善意地向他提出过诚恳的告诫；在这方面，我对他毫不宽容，并且从这个角度对他写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评。但同时我幸而还可以这样来安慰他：我自己在年轻自负的年代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我的批评已经对他有很大帮助。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5 年 7 月 24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43 页。

马尔萨斯牧师就完全不同了。他［也］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驮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于饿死和当光棍的境地。［但是］在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减少地主的“地租”时，在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威胁国教会的“什一税”或“食税者”的利益时，或者，在为了一部分代表生产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而去牺牲另一部分本身利益阻碍生产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时，——总之，在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和停滞的阶层的某种利益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牧师”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

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为了这个目的， 他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 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相反，对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结论却是毫无顾忌的，残酷无情的。他不单单是残酷无情，而且宣扬他的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以此自夸，并且在用他的结论反对“无权者”时，把他的结论夸大到极端，甚至超过了从他的观点看来还可以在科学上说得过去的程度。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册（1861—1863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Ⅱ第 126—127 页。

一个最初发现某种思想的人，可能由于善意的误解，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而一个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的剽窃者，却总是把这种夸大当作“有利可图的生意”。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册（1861—1863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Ⅱ第 127—128 页。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①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 年 1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3 页。

随着 1848 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在这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随着思辨②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

①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于 1838 年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所创立。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从 1815 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 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同盟即不存在。——原编者注

② 双关语：“思辩”原文也有“投机”的意思。——原编者注

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个别事实之间的巨大联系方面，在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方面所获得的决定性的成就，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象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 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53—2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