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大量记载中，整理出准确可靠的资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我不知道您从哪些书中可以得到关于鲁德运动的资料。要从那个时期的历史著作和小册子所作的记载中选出可靠的材料，那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恩格斯：《致约·林·马洪（1887 年 6 月 23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659 页。

有用的材料，如不与原出处认真核对，也完全不能用。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3 年 6 月 1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76 页。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 pro et contra

〔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 21 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象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著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象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1845 年 3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278—279 页。

关于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报道这样贫乏和这样矛盾，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惊奇的，倒是我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可靠史料。

在这些史料中，那向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著作，也只有在完全证实以后才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这两个人都是死啃书本的学者，现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并且按照他们的方式和方法来说也是这些材料的批判的评论者。他们对这个地方缺乏亲身的阅历。斯特拉本认为，罗马人这样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莱茵河，而是和埃姆斯河与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当诚实地承认，易北河彼岸的地区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依靠那种使人经常想起本世纪初的朴素的唯理论，来解决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问；而很有学问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却企图把他史料中的上述各个日耳曼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图上精密计算出来的、确定不移的经纬线网中的方格里去。不管托勒密的

全部著作对当时来说是如何辉煌，但他的关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毕竟是错误的。第一，他所利用的资料大半都是不确切的，矛盾的，往往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他的地图画得不对，河流和山脉大半完全画错了。他真象一个从未出门的柏林地理学家，在 1820 年前后，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非洲地图上的空白填补起来，于是就调和了从阿非利加的利奥以来的一切史料，替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指出确定的走向，替每一个民族指出确切的居处。这种要做不可能做的事的企图，一定会加深他所利用的材料的错误。所以，托勒密把许多民族都弄重复了；易北河下游有拉科巴德人，莱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中游又有伦巴德人；他知道两个波希米亚，一个住着马可曼尼人，另一个住着拜诺卡姆人等等。塔西佗明确地说，日耳曼尼亚没有城市，但不到 50 年，托勒密却已

经举出了 96 处带有名称的地点。其中有许多名称，也许是正确的地名；托勒密象是从商人那里搜集了许多资料，这些商人很多当时已经到过日耳曼尼亚东部，而且熟悉了他们到过的那些地方的逐渐固定下来的名称。虚构的城市锡阿土坦德这个例子，说明其他一些名称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城市，我们的地理学家大概是在污损的手稿上从塔西佗的《ad sua tutanda》〔“为了保存它”〕这句话中推敲出来的。同时，也有一些异常精确和具有头等历史价值的报道。例如，托勒密是古人中正确指出伦巴德人（诚然用了拉科巴德人这个错误名称）居住地方的唯一人物，那里巴德高和巴德维克这两个地名，今天还可以作为他们的证明。他同样正确指出印格里南人居住在恩格尔斯高，那里在莱茵河畔诺依维特附近，今天还有名叫恩格尔斯的地方。也只有他一个人举出过立陶宛的加林德人和苏迪特人的名称，这些人今天还继续居住在东普鲁士的格律德和苏道这两个地区。不过，这些例子只证明他的学问渊博，并不证明他其余的材料都是正确的。原文中有很多地方，特别是最重要的关于名称的地方，字迹污损得非常厉害。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523—525 页。

大名鼎鼎的雷尼亚尔把他的著作推荐给你，想取得你的“同情”。这位雅各宾党人，正捍卫英国可敬的新教和英国的庸俗自由主义，而且使用的就是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历史体系，的确值得深表同情。不过，我们且看看他的“事实”。

（1）“1641 年 3 万新教徒被屠杀”。——这里，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处境同巴黎公社一样。凡尔赛分子屠杀了 3 万名公社社员，却把这说成是公社

的恐怖。在克伦威尔时期，英国的新教徒至少屠杀了 3 万爱尔兰人，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兽行，就捏造一个神话，说什么这是为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杀戮 3 万新教徒实行的报复。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因为奥尔斯脱是从占有它的爱尔兰人——在 1600—1610 年那个时期他们的土地是公有的——手中夺去，而被交给苏格兰的新教徒——军事殖民主义者的，所以在 1640 年以后的动荡时期，这些殖民者感到自己的占有不安全。英国政府在都柏林的清教徒的官方代表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苏格兰国民公约派的军队准备在奥尔斯脱登陆，并且要杀绝所有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爱尔兰的两个最高法官之一威·帕森斯爵士宣称，一年以后爱尔兰将不再剩下一个天主教徒。正是在英国议会里一再重复的这些恐吓，激起奥尔斯脱的爱尔兰人于 1641 年 10 月 23 日举行起义。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屠杀。当时所有的历史文献都说爱尔兰人仅仅是打算实行大屠杀，甚至两个是新教徒

的最高法官（1642 年 2 月 8 日的告示）也宣告说，“他们的阴谋的主要部分，

其中包括大屠杀，未能得逞”。但是在 1642 年 5 月 4 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把爱尔兰妇女剥光衣服扔进河里（在纽里城），并且屠杀爱尔兰人（普兰德加斯特《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殖民》1865 年版）。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881 年 2 月 24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55—156 页。

如果说资产者把所有这一切混为一谈，那末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也应当不加批判地这样做。学理主义的根源正是在于相信对手自私自利的和眼光狭小的论断，并且根据这些论断来建立体系，这种体系当然是以它们为基础，并且随着它们的破产而破产。对俾斯麦来说，第一是为了钱，第二是为了钱，第三还是为了钱，而他弄钱的借口纯粹依对外部情况的考虑而变换。如果在帝国国会是另外一些人占多数，他就会抛弃他现在的一切计划而制定相反的计划。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根据在理论上是那样无知、在实践上是那样变化无常的俾斯麦这个畜生所采取的任何步骤来作出关于现代社会破产的结论，正如不能根据象施特克尔那样的小丑的精神上的舞蹈病，或根据象谢夫莱这样一些“思想家”的废话来作出这样的结论一样。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 年 3 月 12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62—163 页。

我们打算至少把问题搞得清楚一些，因此我们把任务加以限制。如果我们能够把各民族整个地划分为几个基本部落，那就可以为进一步详细研究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里，普林尼的著作片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的稳固性，在研究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无论如何，这比任何其他的说法所碰到的困难要小些，使我们所牵涉到的矛盾要少些。

但是，当我们从普林尼的体系出发时，必须拒绝无条件地利用塔西佗的三位一体说，否认关于曼奴斯的三个儿子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的古代神话。第一，塔西佗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诺南人；他丝毫没有想把他列举出来的各个民族纳入这三个基本部落。第二，以后也没有一个人做成这件工作。措伊斯拼命要把他认为是“易斯泰伏南人” 的哥特民族塞到那个三位一体说中去，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他从来没有打算把斯堪的那维亚人包括在这里面，他把他们构成为第四个基本部落。但是这样一来，三位一体说就垮台了，正象普林尼的五个基本部落使它垮台一样。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526—5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