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要用个人情绪支配科学研究

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 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①，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88—189 页。

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 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 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 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

① 这一用语出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原编者注

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0—221 页。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 年 1—3 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3—424 页。

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答复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即所谓“曼彻斯特学派”①的论据时，往往仅限于愤慨地揭露他们学说的不道德和卑鄙自私的性质。如果每当有人冷酷地对工人说，他们永世注定充当机器， 充当主人可以随便用来争取资本的更大光荣和资本的更快积累的物品，每当有人对他们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们国家的强盛”和工人阶级本身的继续存在，而身受傲慢的爱金如命的厂主老爷阶级的凌辱、压抑、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工人对此却毫不气愤，那末，这些工人就完全命该如此了。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膺的感情，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但是， 支持工人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在公开的争论中对付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 这里需要的是论据。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派即使在心平气和的充分争论中， 即使在自鸣得意的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会很容易被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驳得体无完肤。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制问题》（1850 年 2 月中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69 页。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

①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 1838 年

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 40 至 50 年代自由贸易论者组织了一个英国自由党左翼的单独的政治集团。——原编者注

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 年 1 月—3 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4 页。

当然，我不会把博尼埃的冲动当作法国党的意见，相反，即使你们委托了他，我也不会这样做。我知道他完全可能是出于一片好心，在转达别人的想法和意见时，情不自禁地加上了自己的看法。他抑制不住自己。同李卜克内西一样，他只知道黑、白两种颜色，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恨；博尼埃既然不爱倍倍尔，当然就恨他。你们若是根据他的意见来认识德国的运动，那就大错特错了。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2 年 12 月 4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5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