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制度从属于经济关系，一切政府都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 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 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7 页。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和经济发展相比，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加强了。第二，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走某个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摩尔西班牙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 年 1 月—

3 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2—223 页。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

——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 年 6 月 1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95 页。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

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 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

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 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 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 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1847 年10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80—181 页。法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