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不同于无产者的所谓手工业者，上个世纪几乎到处都有，而今天还散见各处，他们顶多是暂时的无产者。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资本，并用它来剥削其他劳动者。当行会仍然存在，或者当经营自由还没有导致手工业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还没有导致激烈的竞争时，他们往往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旦手工业采用了工厂制度，竞争也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手工业者就日益成为无产者。因此，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为资产者或一般是变为中间等级，或者是由于竞争而成为无产者（正如现在所经常发生的），并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参加或多或少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

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 年 6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377 页。

我们让读者自己把李嘉图的这种简单明了而又准确的语言和蒲鲁东先生想用劳动时间来确定相对价值的那种玩弄辞句的企图比较一下。

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现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构成价值应当绕个圈子，又成为按照这种估计方法已经完全构成的世界的构成因素。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

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 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92—93 页。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1867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84 页。

为了最后彻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①和美洲的红种人间的相似之点，我从你的那部班克罗夫特著作②的第一卷里作了一些摘要。这种相似确实特别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生产方式如此不相同——这里是渔业和狩猎业，没有畜牧业和农业，那里是向农业过渡的游牧业。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象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sexus）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前俄罗斯美洲地区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与日耳曼人极其相似，而且，大概比你的易洛魁人与之更加相似。那里面解答的另一个谜是：由妇女承担主要劳动和非常尊敬妇女，两者是如何很好地协调起来的。其次，我为我的推测找到了证据，即在欧洲，最初在克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那里发现的初夜权是旧的两性共有关系的残余：在两个相距很远并且起源不同的部落中，部落的代表萨满都有初夜权。我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东西，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暂时感到满足了。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 年 12 月 8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20 页。

美国的运动正处在我们的运动在 1848 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真正有

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在那里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1848 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只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行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 8 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资产者就会去补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象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资产者用这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斗争很快就得到结局，如果我们在欧洲不赶快行动起来，那末美国人很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原编者注

② 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原编者注

快就会超过我们。但是正好在现在，你们那里加倍地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他们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同时要能说英语和写英文，因为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习惯（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如果那里存在着有清醒的理论头脑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末，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的方式进行，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的先生们是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的，而《人民报》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 年 11 月 29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567—568 页。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 1848—1850 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 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他们自己之间又不一条心，因而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 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 1848 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 1525 年和 1848 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 16 世纪的革命和 1848—1850 年的革命，尽管完全

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1848 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 1525 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 1848 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

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 1525 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

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 1850 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

1525 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如果德国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末欧洲就更加分崩离析。1848 年的革命不是德国地方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 1848 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窄狭范围之内，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窄狭范围之内。可以说，曾为此次革命舞台的这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恰恰起作用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觉又无心无意的原料，要在现在全世界都参加的这一次运动的进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这一次运动在我

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之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结果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从 1848 到 1850 年的革命就不能象 1525 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81—4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