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

（一）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进行研究时，不应当从“永恒正义”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和现象的条件出发

这样，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47 页。

关于平等，甚至杜林也没有想起提出这样的主张；相反地，他还容许暂时性的压制，这样也就承认平等不是永恒真理，而是历史的产物和一定的历史状况的特征。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末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正因为这样，杜林先生最后又不得不把武装的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暴力从后门引进来。

可见，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18 世纪的思想的传播。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671 页。

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自发的公社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在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中也是如此。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公民和被保护民等等——的平等，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不仅是发疯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的萌芽在基督教中始终一贯地受到迫害。——在基督教中，最初是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极的平等，以及更狭隘意义上的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过来的上帝的孩子们的平等。这两种看法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宗教所起的作用中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种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教徒和非教徒、正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则成为最主要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联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伸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加发挥。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668—669 页。

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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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嗤之以鼻，那他就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没有蒸汽机和电报。既然他断言，我们现代的雇佣奴役制只能解释为奴隶制的稍微变形和稍微减轻的遗物，而不能从它本身（即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去加以说明，那末这种论断，或者只是说雇佣劳动同奴隶制一样，是奴役和阶级统治的形式——而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或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说，雇佣劳动只能被解释为吃人制度的稍微减轻的形式，这种吃人制度，现在到处都已经证实是利用战败的敌人的原始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0—222 页。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0 页。

27 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正好对十八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这一过程从主要方面进行过描写。此外，当

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对必然首遭其害的工人发生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危害作用，在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 年的英国无产者比 1772 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土屋的澳洲人，有他自己住处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为了这点就应当忧伤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①，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了。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小资产者蒲鲁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末“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摧毁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消灭了大工业一切部门中的单独劳动，并且日益消灭着小工业和最小工业各个部门中的单独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 年 5 月—1873 年 1 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77—479 页。

为要说明封建的财产关系的消灭，现代历史学家就必须指出运动的特征，在运动的进程中，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其生活条件已充分发展，它完全可以消灭一切封建等级和它自己先前的封建生存方式，因而也可以消灭这些封建等级赖以进行生产的封建生产关系。可见，封建财产关系的废除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

① 据圣经传说，被奴役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路途艰难和挨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

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依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 年 10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91 页。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 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21—122 页。

他们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个“真理”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不可解释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甚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本来这些共产主义体系以及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共产主义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而他们却把这些体系和著作同现实运动分裂开来，然后，又非常任意地把它们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领域本身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来衡量这个意识。他们始终一贯地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他们这样来解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关系的思想，好像这些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因而他们就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同时又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实的联系，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虚构出幻想的联系。这样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这样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 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36 页。

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恩格斯：《致爱·皮斯（1886 年 1 月 27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419—4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