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史研究能直接促进当前斗争的开展。洞察当前事变的意义，不仅要研究过去的

历史，而且要考察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

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 1849—1850 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 1850 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

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 10 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

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 1847 年的

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 1848 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

来而在 1849 年和 1850 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

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 1850 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 月号、2 月号和 3 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 1850 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 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 年 3 月 10 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

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 1851 年 12 月 2 日举行政变

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 1848 年 2 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 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三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恩格斯：《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

（1895 年 3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1—593 页。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 33 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象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 12 月 2 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给予完全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

（1885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1—602 页。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①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内战》引证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的

① 指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原编者注

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 20 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一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

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也就是“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 20 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①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一千五百万或两千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光辉地证明了

1870 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 月 28 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

过了两天，即在 5 月 30 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