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研究与现实

（一）不掌握科学的历史知识，就不会有成功的党的政策

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象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 年 10 月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48 页。

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必须马上就从那些能对德国人起实际的、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能使我们免得重述前人说过的话的著作开始。如果我们要想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那我们恐怕在短期内完不成这项工作，并且还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 我主张我们只出版那些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 年 3 月 17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28—29 页。

盖得固执己见，认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甘必大的“雅典共和国”比起克列孟梭的“斯巴达共和国”危险要小得多，因此想要预防后者，似乎

我们——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可以阻止某个国家经历其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也没有考虑，在法国，我们不经过克列孟梭式的共和国，未必能够从甘必大式的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如果不这样理解必然的历史联系， 以及事变发展的大致进程，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党的政策。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 年 9 月 22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62 页。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个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

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 年 4 月 23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0 页。

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包括他们当时的真正“祖国”，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同当前短工的贫困和小农受债务奴役的状况对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对最古老的日耳曼土地制度，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