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有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黑格尔指出：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33 页。

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

——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3 月底— 5 月 26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3 页。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①

① “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意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同“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掠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约·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评价“可憎的政治伪君子”艾德蒙·伯克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憎的政治伪善”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象在美洲动乱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

（艾·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 年伦敦版第 31、32 页）。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

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②。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③，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28—829 页。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 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①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蹋人了。

怪乎他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在塔克尔牧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位艾德蒙·伯克在他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好的描述。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盛行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原注 248）

② 需要经受这种苦难（Tantaemoliserat）——引自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1 卷第 33 行。——原编者注

③ 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 年巴黎版第 265 页］。（原注》第 249）

④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功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 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 年伦敦版第 35、36 页）（原注 250）

① 哈努曼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撒巴拉是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译者注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 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 年 6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7—68 页。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去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 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

⋯⋯⋯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①所应得的股息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 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基督教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札格纳特庙②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

印度是一个大小和欧洲相仿、幅员一亿五千万英亩的国家，对于这样的

一个国家，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

① 印度王公的称号。——原编者注

② 札格纳特庙是东印度奥里萨地方的印度教大庙，庙里的僧侣受到东印度公司庇护。——原编者注

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 年 7 月22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73—75 页。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3 年 10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1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