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哲学思想

贾谊（公元前 200—前 168 年）是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思想家，洛阳人。他自幼“明申、商”，“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他早年受学于李斯的学生河南郡守吴公和荀况的学生张苍，二十二岁时被文帝召为博士，曾任太中大夫。他才华出众，遭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博、梁孝王太傅，郁郁不得志而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一生虽短，却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总结秦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经验教训，向汉文帝提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中央政权，削弱诸侯王地方割据势力等方面方略的建议，对汉代政权的巩固和汉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后人将他的 58 篇议论文章编为《贾谊新书》，集中体现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另外，贾谊还写了许多诗赋，如《吊屈原赋》、《鹏鸟赋》等，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也表达了他的哲学观点。

在宇宙观方面，贾谊继承并发展了黄老学派的唯物主义思想。这集中表现在《道德说》、《六术》等篇文章中。他说：“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①贾谊认为具体万物以至仁义道德的根源是“德”，“德”又以“道”为本。什么是“道”呢？“物所道（导）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道者无形，平和而神”。“道凝而为德”，“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 “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一切变化也是从德中产生，所以又说： “德者，变及物理之所以出也。”②这就是贾谊的“道——德”观。显然，贾谊关于道与德的关系的论述有些模糊、混乱，但是他对“道德”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力图把先秦道家精神性的“道德”改造为物质性的道德。先秦庄子把道看作是离开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的万能的造物主，“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③贾谊的道则是尚未凝结为有形之物的无形之物，它可以千差万别，千变万化，它可以分散、凝集在有形可见的德里来化育万物。《道德说》中曾举玉为例来说明“德有六理”，“泽者鉴也，谓之道；腒如窃膏谓之德；湛而润，厚而胶谓之性；康若泺流谓之神；光辉谓之明；礐乎坚哉谓之命。”①从这个例子中可见，贾谊的德之六理，包括道与德，都是存在于事物之中的不同的侧面，“道（导）物有（又）载物者”，就是道凝于德化生万物，又存在于具体的万物之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贾谊还继承、发扬了先秦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

① 《新书·道德说》。

② 《新书·道德说》。

③ 《庄子·知北游》。

① 《新书·道德说》。

都处在无休止的运动变化之中。他在《鹏鸟赋》中说：“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间兮，胡可胜言！”②万物变化，就是形气转续，“未始有极”。他还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换之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这里说的“聚门”、“同域”，也就是统一的意思，忧与喜、吉与凶、福与祸，都是对立的双方，而对立的双方又同于一域，聚于一门，也就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这种对立统一中互相渗透，相互转化。他例举吴越争霸的故事说：“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伯世。”你看，“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③事物就是这样互相交织着，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向转化，遇到了逼使便引起振荡，不断地回旋运动，就象制陶器的陶轮那样旋转不息。即所谓“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 “形气转续，变化而嬗”。那么，事物变化的根源是什么呢？贾谊也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插物兮，块扎无垠。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兮，乌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

①这里把天地比作炉，阴阳比作炭，造化比作神工。它们无“虑”无“谋”，

即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动力。因此归根结底，万物是在那里自然变化着，无须任何其他力量去推动。在这一点上，贾谊坚持了唯物主义，又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贾谊还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运用到社会伦理的考察上，分析了五十六对相反的品质，如慈与嚚、孝与孽、忠与倍、惠与固、友与虐、悌与傲、恭与媟、敬与嫚⋯⋯等等，较之先秦关于人性善恶对立的分析更加深入细致了。

在认识论方面，贾谊朦胧地提出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又继承了韩非的“参验论”。他说，认识事物要“清虚而静，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意思是说，心要像平静的水，像明镜一样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要像天平一样反映事物的轻重。贾谊的这种反映论是机械的、消极的、被动的，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种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贾谊进一步指出人心对物的反映正确与否，要经过“参验”，即“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这样才能“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才能“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这种“参验”的理论，是韩非法家的重要观点，他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是对贾谊机械反映论的一个重要补充。

贾谊坚持了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他并且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因果可循、条理可找的，政治家、思想家的任务就是要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去探寻社会发展的因果、条理，找出兴衰成败的道理，以供统治者审疑定势，“备患于未形”、“治之于未乱”。他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也就是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供新王朝的统治者参考，以调整统治政策、措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时代的要求，实现长治久安。他对历史持进化论的观点，《过秦论》突出表现了他的历史观。他在这篇文章中客观分析了秦的兴起、强大、衰亡的全

② 《鹏鸟赋》。

③ 《鹏鸟赋》。

① 《鹏鸟赋》，转引自《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95 页。

过程，充分肯定了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进步性，指出秦国的强大和统一中国，根本原因在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革新变法，“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的结果；他充分肯定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结束了“近古无王”、“兵革不休”、“士民罢弊”的混战局面，“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虚心而仰上”，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甚得民心”①。贾谊的这个总结评价应该说是客观公正的，体现了他的历史进化的观点，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接着贾谊又总结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认为秦的失败主要是没有区分开“守”与“取”的不同统治术而不施仁义。他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上》）他批评秦之暴政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这里所说的“取”，意思是得天下，也就是攻，是进行兼并战争，因此必须通过诡诈和暴力；“守”则是巩固政权，单凭暴力，是不能奏效的，而必须“施仁义”。也就是陆贾所提出的“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乎”的命题。在这一点，贾谊基本上是沿着陆贾的“攻守不同术”的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了与陆贾有联系又不尽相同的社会政治思想与治国方略。

贾谊政治思想的基点是继承发扬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特别是他深刻考虑了强大的秦朝被人民起义所推翻的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巨大，为“民本”思想作了很好的注脚，使他得出了“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的结论。他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①他举战争的例子，说明民心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他指出：“故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可见其民本思想是与其唯物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的。他进一步提出：“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坚信这是从古至今的一种必然性，也就是历史的规律。

贾谊对民的认识当然是有局限性的。他认为“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是愚昧的。但是，“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人民是可以教化的，而且是不可欺侮的。“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这种认识虽有局限性，但在那个时代已是难能可贵的进步思想。

基于对人民力量的上述认识，贾谊分析秦代速亡的原因在于不施仁义，暴虏天下而失掉民心。他告诫新王朝的统治者“守成”必须用“仁义”。所谓仁义主要是安定人民生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他认为：“凡居上位者，简士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也就是说聪明的统治者对待人民应该尊重、宽厚。他还引用管仲的话说：“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至今，未这尝闻”。这种足民然后才能治民的主张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政治观。

① 以上引文见《新书·过秦论》。

① 《新书·大政上》。

贾谊所处的时代为汉兴二十几年后，情况与陆贾所处的汉兴最初几年不同。贾谊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张“有为”的政治，认为无为只能是暂时的过渡政策，时间久了会导致“不敬”、“无等”、“冒其上”等社会问题。因此他主张放弃“无为”之术，把行仁义和用礼制结合起来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强调了礼制的重要性。他着重论述了礼与法的关系：“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日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①所以礼是道德教育，它可以使“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礼又有保民的作用，能够“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 他认为只要仁义和礼制结合起来，国家就可以稳固，社稷就可以安定，等级秩序就可以保全，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贾谊强调仁义礼制，认为礼义可使“民和亲”，刑罚能使“民怨背”，因此礼制胜于法制。但是他又认为法制也是统治者手中必要的武器，不能完全放弃。“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就像一个善于屠牛的人，屠刀的锋刃要顺着肉丝割，遇到大骨头就非用斧头不可。如果对大骨头也不用斧头而用刀锋。那刀锋就要受损伤。所以他主张礼法并用，以礼为主，各适其度。他针对当时诸侯王势力滋长强大危及中央集权的情况，及时指出必须及早采取措施，削弱诸侯势力。他建议文帝先用表面上的“仁义思厚”，允许诸侯把国土再分封给他们的子弟，使原来的大国分化为小国，叫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用“分而制之”的办法来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但是仅用仁义笼络的办法还是不够的，对那些搞独立王国，图谋叛乱的诸侯王，必须用“权势法制”这把板斧，实行“割地定制”，化大为小，化整为零，使“下无背叛之心（实则无力——引者），上无诛伐之志”，做到“法立而不犯，令心而不逆。”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象伸展手臂、手指一样自如地控制诸侯王了。贾谊能够认识到仁义和法制都是一种统治工具，是很深刻的。他对“削藩”问题的建议也是很有远见的。到景帝时实践了他的这些主张，对巩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贾谊的思想成份比较复杂，他重仁义礼制，又肯定权势法制的必要，他大设道德六性，又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可说儒、道、法、阴阳兼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颇通诸子百家书”。他的思想不是对某家思想寻章摘句的简单继承，而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他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立论依据的。但他思想的主导面毕竟是行仁义、重礼制，因此，从思想体系上看，应该说是以儒家为主而兼采道、法、阴阳诸家。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并且把先秦朴素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从陆贾到贾谊的思想，反映了汉初 20 多年社会情况的变化。陆贾提出“仁义”和“无为”相结合的主张，奠定了汉初统治思想的基调，与汉初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相吻合。贾谊后陆贾 20 几年，国情有了一定变化，贾谊继承了陆贾仁义治国的基调，放弃了“无为”的一面，主张有为，强调礼制，加强中央集权，这是符合地主阶级建立封建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趋向的。但是，汉初崇尚黄老的开国重臣还在，无为政治仍在堆行，他的改革主张未

① 《汉书·贾谊传》，引《治安策》。

被完全采纳，虽然文帝对他非常赏识，但他还是被排挤出朝廷，悒郁不得志， 33 岁便英年早逝。当然，他的思想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预示了后来封建统治思想发展的方向，可以说他的思想是从陆贾到董仲舒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