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认识论、人性论和政治思想

扬雄的认识论有反映论的因素。他首先肯定世界是可知的，人有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能力。他说心就是神明，“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

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天地人事都是可知的。他要求儒者应该去认识天地自然，也应认识人本身，“通天地人日儒”。他认为，人们的认识也就是要探求自然的法度和规律。也就是“遵天之度”，“遵天之术”，以通“天道”、“地道”、“人道”，兼通三道便是掌握了最高的自然规律。

扬雄主张，人们的言论、著作必须依据客观事实，要有权威性经验的根据。他说：“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著作也是一样，必须遵循客观情况，客观事物是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不可随意增减，“不攫所有，不强所无。” 这些观点反映了扬雄在 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态度。但是具有明显的简单化， 表面化的局限性。

在人性论方面，扬雄抛弃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调和孟荀性善、性恶论， 提出性善恶混的学说。他指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就是说，人性之中有善也有恶，关键看后天怎样修身和学习。“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意思是说，视听言动思这些功能是人所天生的，“性所有也”，但是，人所视所听所言所思所动的内容性质则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学习正确的便可正视正听正言正思，否则便会邪视邪听邪言邪思。正则为善，邪则为恶。扬雄的人性论决不是对孟荀两家的简单折衷，他特别强调后天学习对善恶的决定作用，具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性质，超越了前代水平。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扬雄主张法治，注重教化，反对法家的重刑思想。他认为“民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觌德则纯，觌刑则乱。”他批评“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他抨击申不害、韩非的法家主张是把人当作牛羊一样对待。

扬雄主张政治改革，他认为因袭成功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及时革除不合时宜的弊政，是治理国家的“矩范。”关系到国家的成败兴衰。在西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扬雄要求革除时弊，挽救危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扬雄对当时神学经学的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并构造了新的哲学体系， 企图取而代之；他捍卫儒学正统的战斗精神对后世儒者有很大影响；他的无神论倾向给桓潭、王充等人以直接的启迪；他的《太玄》标志着汉代哲学家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是秦汉哲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