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卒于和帝永元年间（约公元 100 年前后），是我国东汉时期重要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他出身“细族孤门”，家“以农桑为业”， “以贾贩为事”。幼年的王充勤奋好学，青年时到京师洛阳上太学，家贫买不起书，他便“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涌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他曾做过县州小吏，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被迫去职。晚年家居，主要从事教书和著述。“贫无供养，志不娱快”，穷困潦倒。他一生著述很多，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王充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用毕生精力写成的这部哲学著作，问世之初，就跟他的人一样不为人重视，直到王充去世一百多年后才得以流传。

王充所处的东汉前期，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绿林、赤眉大起义刚刚被镇压，东汉王朝统治者在精神上大力提倡宗教唯心主义，大宣扬谶纬神学，光武帝即位即“宣布图谶于天下”，为自己的政权制造神化根据，章帝时更召开了全国性的神学会议——白虎观会议，编篡了神学法典《白虎通》。在统治者大力倡导下，谶纬迷信、宗教神学“虚妄之言”笼罩了东汉思想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王充高举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大旗，“疾虚妄”，对盛极一时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论衡》就是这样把批判神学谬误与正面阐述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结合在一起，从而树立起自己富有战斗性的思想体系。

王充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提出了“元气自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天地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重要问题。先秦唯物主义者曾提出了天地万物由物质性的“气”和“五行”构成的学说。后来董仲舒对此加以歪曲，将“气”神秘化，更以五行配五德使其演变成了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白虎通》和谶纬迷信都进一步强化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王充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对唯心主义进行尖锐斗争。他继承发展先秦唯物主义关于“气”的学说，指出元气自然论。他认为“天地”是“含气之自然也”，“万物自生，皆禀元气”也就是“元气”构成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是宇宙的本原。而“气”的属性是“自然”，无生无死无始无终。针对唯心主义目的论，他吸收当时天文学的新成果，详细论证了“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他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也。”“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他明确地批驳了“天地故生人、故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他指出：“人，物也，而物之中有智慧者也”“人之生，其犹水也，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冰极一冬而释，人竟百岁而死”。王充肯定了人和其他物体一样都是元气构成的， “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因此，“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为天的副本，天人之间交互感应的神秘关系，是对神学目的论的有力批判。

王充依据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尖锐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谬论和旨在神化帝王将相的谶纬神话。如，汉代统治者为了说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便说刘邦的母亲梦与蛟龙交而生刘邦。王充尖锐指出这完全是“虚妄之言”，因为

天地之间，异类之物是不能交配的，“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 况且人是万物中最高贵的，蛟龙是动物，怎么能用禀受比人低贱的动植物之精而生来说明帝王的高贵呢？王充还根据“子性类父”的自然常识指出，如果刘邦真的是龙的儿子，那么传说中的“龙能乘云”，刘邦也应当能乘云，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纯属“虚妄言也”。刘邦是汉朝统治者的祖先，正处于他们统治之下的王充敢于对他们祖先出身的神话作这样尖锐的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王充还运用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充分揭露了所谓“天谴”、“善恶报应”的虚妄和欺骗性。天人感应论者胡说：“人君喜则温，怒则寒”，王充指出：“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战国秦汉之际，诸侯攻伐，天下并未常寒，唐虞之时，天下太平，人君常喜，天下也并未常温。“寒温之至”是自然规律， “殆非政治所致”，与人君喜怒无关。他还尖锐指出，如果真的有恶善报应的话，那么“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殇子”，但事实并不如此，说天是没有意志的，既不能扬善，也不能惩恶。什么“天谴”、“天罚”都是虚妄和欺骗。

王充汲取和发扬了“《新论》以烛火喻形神的观点，对精神与形体的关系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论证，批判了灵魂不灭，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他把形体和精神看成是由不同的气构成的，“阴气生为骨肉，阳气生为精神”，但是阳气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精神感知作用，只有与形体结合而形成人，才有精神感知作用。他把精神存在于形体比作粟米在囊橐之中，离开形体，精神便随之散亡。形体决定精神，精神依附形体。人的形体五脏健康，精神就饱满；形体五脏出了毛病，精神就会“荒忽”，如果形体死亡了，五脏腐朽，精神也就随之消失。他提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的著名命题，否定了认为形体死灭，精神仍独立存在的灵魂不死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王充坚持“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又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他认为人是由无意识的物质的元气生成的，死后复归为无意识的元气，既不能有知，更不会为鬼。所谓鬼只不过是人们在疾病或恐惧时，造成的主观幻觉而已。王充的这种无神论观点是对弥漫一时的神学迷信的有力驳斥，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他的无神论在论证上还存有一定缺陷，留待后来的无神论者，特别是南朝范缜时才解决。

王充批判了圣人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指出了注重效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王充认为，人们认识的本源，首先是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耳闻目见是认识的根本条件，没有感觉经验，是不可能得到认识的。即使圣人也不能隔墙知道人的相貌、姓名、高矮。“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他强调：“从农论田，则农胜，从商讲贾，贾人贤”。因为他们有实践经验。王充还认为；人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耳闻目见的经验水平上，还需要上升到理性认识，“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要在耳闻目见的基础上，用心思考，“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也就是要究其因果，分析比较，弄清其原由，预见其未来，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

针对汉代流行的圣人”生而知之”，“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

自知，不问自晓”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王充提出“知物由学”的观点。他说：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他承认人的才智有高低差别，但无论才智高下，都必须经过后天学习才能获得知识。据此，他反对神化古人的做法，大胆地“问孔”、“刺孟”，对圣人的言论坚持分析、质问的态度。他特别注重效验，反对“好信师而是古”，以圣人之言为是非的风气，主张“事莫明于有效，论奠定于有证”。这就是说，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验证，不经验证的不足为信。他这种以实际效果来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观点，在认识史上是一大贡献。

在历史观方面，王充坚持进步发展的历史观，反对崇古非今的复古主义。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不断发展的。他指出：古代人饮血茹毛，后世人则饮井食粟，古代人岩居穴处，后世人有宫室居住，所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 的说法，实质上是推崇古代的落后状态，而菲薄后世的精神文明。因此，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落后到文明的进步过程，不是汉不如周，而是汉胜于周。至于社会的治乱、王朝的更替就象春夏秋冬四季一样，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的转移的客观过程，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王充看到了历史昌衰兴废的交替现象，并认识到治乱兴衰与人民经济生活有一定联系，指出：“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他批判孔孟只讲仁义不讲利是虚假的。

王充反对复古主义，认识到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客观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注意到历史的治乱与人民物质生活联系着，这对于崇古非今的历史倒退论和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都是有力的驳斥，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是他用自然现象解释历史发展，陷入了命定论泥潭，他的“昌衰兴废” 观也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的圈子。

王充用元气自然的观点解释人事，指出了三等人性说和命定论思想。他认为人生之初所禀受的“元气”有厚薄多少之分，因此人性也就有喜恶贤愚不同。上等人生来就善，下等人生来就恶，中人则无善无恶，或是善恶混的人。王充认为人有天生不同之性，这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又承认并强调后天学习、环境对人性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人的作用。他认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好比染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好比矿石锻炼为铁，能铸成龙泉、太阿等宝剑。人性虽恶，总比木石易化。王充肯定教育对改造人性作用，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王充认为人的贵贱贫富、生死寿夭等不同命运也是由元气厚薄决定的。他说：“人生性命当富贵者，初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 他否定天人感应的天命论，代之以“自然之气”决定论，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不存在什么天意和鬼神的主使。但是这种“禀气受命”的命定论仍然是将人的富贵寿夭等现象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这实际是背离了天道自然无为的主张，其结果仍然陷入了唯心主义。

王充看到了“时”、“遇”、“幸”、“偶”等偶然因素，机遇对人的地位、升降、财产多寡的决定作用，指出同为贤人，伊尹遇成汤而为宰相，箕子遇商纣则为奴隶；同为贤人，太公受封，而伯夷则饿死。这些都是不同机遇造成的。这种认识是客观的，但是王充根据命定论的观点认为这种偶然遭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因此，他主张“信命者则幽居俟时。不须劳神苦形求索之也”，这实际上是要人们听天由命，坐等机遇，放弃主观努力。在这一点上命定论与天命论的作用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王充的命定论毕竟不同于天命论。他否认富贵贫贱与道德品行的联系。他认为“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他看到有些卑鄙小人靠投机钻营而发迹，而很多正直的好人怀才不遇而处于贫贱地位，因此富贵者不一定是好人，贫贱者未必是坏人，他评击那些“富商之家，必夺贫室之财”，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王充的这些观点，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具有反对豪强地主官僚贵族的政治意义。但是他根据命定论的解释，要人们听从命运安排，有其消极的一面。

王充是东汉时期最大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对谶纬神学、天人感应及各种迷信思想的系统批判，他指出和论述的元气自然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后世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