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的哲学思想

陆贾（约公元前 240 年—前 170 年）是汉初著名的思想家。开始，他作为汉高祖刘邦的门下客，跟随高祖打天下，曾任太中大夫。他“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为刘邦充当谋士和说客。陆贾的著作主要有《楚汉春秋》和《新语》二书。

据《史记》载，刘邦本来不喜欢儒士。陆贾时时在地面前称道《诗》、

《书》，刘邦很反感，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说：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页赵氏（即秦）。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的一席话说得刘邦脸红起来。其实刘邦也在考虑得天下后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他曾临风慨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陆贾提出“逆取、顺守”的思想，指出靠暴力可以得天下，但不可以靠暴力治天下，商汤、周武都是以武力“逆取”而以文治“顺守”，文武并用而天下大治的。反之，夫差、智伯、秦始皇则是专用暴力、刑罚，结果都迅速灭亡了。“秦鉴不远”，刘邦怎么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呢？于是他让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乃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作《新语》12 篇，“粗述存亡之征”，“每奏一篇， 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新语》的主要内容，就是按照刘邦的要求来总结秦亡汉兴以及历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汉统治者提供治国方略。“逆取顺守”是他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命题，含有辩证法的因素，是汉初政治的基本策略。上引司马迁《郦生陆贾列传》的那段话，就集中概括了《新语》的基本思想。正如明代弘治年间钱福在《新刊（新语）序》中谈到这段话时说的那样：“贾凡著 12 篇， 今其书不下数千言，而其要旨，不越迁数言。”陆贾《新语》集中到一点上就是阐明逆取而顺守的道理，指出要用“仁义”治国，反对滥用国家暴力， 而仁义治国的最高境界便是“无为”。陆贾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但在他的著作中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为他的政治思想提供理论根据。

陆贾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由天地生成， 有了人，然后才有“道术”。他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跂行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着叶长之属， 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就是说，先有天地然后有物有人，这里的天地也就是自然。万物和人类都由天地之“气感相应”， 自然生成的。而天地万物和人类又是可以认识的，“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

人可以通过观察认识天地自然万物，也可以认识人类自身。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陆贾在讨论天人关系的问题时，继承了荀况“明天人之分”的学说，把天道和人道加以区别。他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他进一步指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这就是说，社会的治乱兴衰，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是否得当造成的。但是，陆贾又认为人事能影响天；天有时也可以向人间示以灾变、祯祥、生杀等等，他说：“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应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新语》的这些说法显然是不科学的，说明它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天的观念的影响。

陆贾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出发，反对求长生不死的神的观念和宗教迷信。他以秦始皇等求仙失败为典型，指出相信神仙，乞求长生根本无济于事。他说，“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都是“非所通世防非者也”。他们“不学诗书，行仁义，尊先王之道”，“乃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乘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忐。”因而这种“不验之语”、“不然之事”，都是不可听，更不可信的。真正要求道的人，应该象“汤武之君”、“伊吕之臣”那样，“因天时而刑罚，顺阴阳而运行，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众，以弱制强”，“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也就是说像汤武等古代圣贤那样行仁义、顺天时，才是真正的“得道”。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陆贾认为：“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著，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也就是说，做事要根据具体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只要符合实际情况就是正确的，不必拘泥于古人古制。他把历史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个时期，但不崇古非今，提出政治措施应适应时代要求的观点。

在社会政治观上，陆贾强调“行仁义”和“无为”。他说：“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君以义平。”仁义是治国安邦的根本， 不施仁义就丢弃了根本，就是亡国之徵。陆贾在这里坚持了先秦儒家仁政德治的观点。

陆贾社会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是“清静无为”，而实行“无为”政治就是“行仁义”的表现。陆贾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他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正面的例子，如：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则是“师旅不设，刑格法悬”，天下大治。反之，“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结果却是“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陆贾的结论是：“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以上引文见《新语·无为》）陆贾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所谓“无为”，就是不要“举措暴众”，不要用刑太极。要通过劝善，教化， 使“民不罚而畏罪，不赏而欢悦”，上下相安，清静无为。他在《至德》篇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无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卒，乡闾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

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这就是陆贾无为政治的理想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贵清静，不要对人民作过多干涉， 使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

陆贾的学说揉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为一体，兼综儒道，适应了汉初的社会情况，为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起了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