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哲学思想

汉初的黄老之学

公元前 206 年，秦王朝终于被农民的烽火吞噬，给代之而起的汉朝统治者一个严肃的教训。秦的惨败基本上可以说是统治思想上的失败，新王朝迫切需要选择一种新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随着秦朝的灭亡，思想领域里的暴力专政被解放了，汉初又出现了几个学派之间的争鸣，比较活跃的是儒、道两家。道家学说一时占了上风。这除了象许多著述中讲及的汉初统治者“好黄老之术”外，恐怕更重要的是经过了长期战乱及暴秦蹂躏之后，民众需要休养生息，社会需要安定。因而，汉初几十年间，黄老之学占据了统治地位。

黄老之学是《黄帝书》和《老子》的合称。《黄帝书》为战国时人所作，假托黄帝之名，内容与老子相近。其基本精神就是“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是曹参和盖公。盖公是当时齐国胶西人。曹参为齐国丞相时，听说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①。曹参按照盖公所言在齐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齐国大治。后来萧何死了，曹参被调到中央作丞相， “清静极言合道”。他曾对惠帝说：“高祖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那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汉初统治者文帝、景帝、窦太后等都推崇黄老之木，几十年一直推行黄老政治。到汉武帝时，仍有一些官员信奉黄老政治，汲黯就是其中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吏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汲黯的“责大指”，似乎是说上要事先订下大政方针，“不苛小”就是在规定好的大政方针之下要放手让属吏们去办事，即所谓“上无为而下有为”。

司马迁父子也是讲黄老之学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到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说他把先秦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对道德家（即道家）的评价为最高。认为道家思想能包括其余五家所长，而无它们之短。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这里讲的就是黄老之学。

从汉初高、惠、文、景、窦后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到汉武帝时汲黯的“上无为而下有为”，司马迁父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客观形势有所不同。汉初人民刚刚从残酷的秦暴政之下解脱出来，长期战争也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需要有一段恢复时期。汉朝统治者也鉴于农民起义推翻秦王的教训，为长治久安计，也需要安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汉初统治者特别强调“清静无为”，与民休息。黄老政治推行 60 余年，确实收到很好的成效，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单纯地强调“清静”似乎已不够了。到武帝时便侧重“上无为而下有为”、“无为而无不为”了。这一变化也反映了汉初各派思想斗争与融合。汉初黄老之术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尊崇，但其他各派也未遭禁，儒、

① 《史记·曹相国世家》。

法两家还比较活跃。儒道两家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有时还很激烈，同时，他们又在斗争中相互渗透、吸收。例如，汉初黄老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黄生，在与儒生辕固生的辩论中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认为“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我们知道，老子的道家学说本来是倾向“无君”，黄生却强调君臣上下之分。可见汉代的黄老之学不同先秦道家学说。而是在道家基础上不断吸收了儒、法的一些观点，充实自己，以更有利于为统治阶级服务。

这种思想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兼综儒道的思想家陆贾和贾谊的学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