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哲学思想史

一、动荡世界的哲学思考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历史前进的两大巨轮。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这两个文明积累、发展和共同作用的结果。物质文明的积累、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生产力条件；精神文明的积累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理论条件，而思想理论的最高结晶便是哲学。

本书所要论及的是世界古代后期的哲学思想，时间大约从公元前 3 世纪

到公元 5 世纪中叶。这个时期，世界上几个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处在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后期，有的先进国家已进入到中古封建社会。整个世界的特点是社会在变革，在动荡。

这个时期的罗马，正处在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时期。罗马的古典奴隶制正由盛转衰，直到走向最后灭亡。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奴隶制曾出现过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对奴隶极残酷的压榨的基础上的。随着繁荣期的到来，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社会财富增多了，奴隶贫民的境况却每况愈下。奴隶制度所固有的不合理性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社会的危机随之而至。公元前 2 世纪，罗马境内的阶级斗争尖锐起来。公元前 137 年，西西里岛上爆发了第一次奴隶大起义，他们杀死奴隶主，占领农庄。他们建立自己的军队，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推选出自己的国王。起义坚持了 5 年，最后终于失败了，但它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久，意大利农民起义，第二次西西里奴隶大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直到公元前 73 年，意大利半岛上爆发了世界古代史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起义横扫了整个半岛，震撼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奴隶贫民的起义、暴动反映了社会下层对残酷的奴隶制度的不满和反抗，说明奴隶制度的危机已经来临。面对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他们当中不同阶层的人提出不同的对策，一部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缓和社会矛盾，其中包括扩大平民的权力，也包括改变剥削方式，减轻对奴隶的压榨。另一部分人却要求强化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建立强大军队，实行军事独裁，以强有力的军队和国家权力来维护奴隶制度。这样，罗马共和国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独裁权力的斗争异常激烈。苏拉、恺撒相继实行军事独裁。恺撒时期，曾与另外两个军事政治寡头庞培、克拉苏明争暗斗，形成所谓“前三头政治”。最后恺撒战胜了他的政敌，建立起独裁统治，但不久便被反对派刺杀。紧接着，屋大维、安敦尼、雷比达又形成了所谓“后三头政治”，经过激烈地争夺战争，屋大维终于取胜，于公元前 27 年建立元首制，罗马共和国被帝国所取代。

罗马的历史是伴随着一系列的扩张战争发展的，帝国建立后，这种扩张活动进一步加剧。到公元前 1 世纪左右，罗马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军事帝国。帝国的扩张曾经给罗马奴隶制经济带来了再度的繁荣，可是好景不长，到 3 世纪，帝国又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不久，在不断的奴隶起义、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外族入侵的打击下，帝国分裂了。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在西欧统治达一千多年的奴隶制度宣告灭亡。欧洲进入了中世纪。

早在共和国后期罗马奴隶制的危机中，一种新的剥削关系就开始出现了，那就是隶农制。隶农制出现的原因除了生产力进步的因素之外，主要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奴隶们反抗残酷压迫的斗争迫使奴隶主改变剥削方式，二是一部分奴隶主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奴隶制限制

了生产的发展，改变剥削方式多少提高生产者的人身地位，更有利可图。这种隶农制的出现，说明奴隶制已经过时。帝国时期，隶农制不断发展，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最后终于以封建农奴制取代了奴隶制。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这些变化，必然引起哲人们思考，随之而来的便是古代哲学的衰落，为封建中世纪统治服务的哲学的萌芽也象封建生产关系一样，在古代社会的母腹中孕育着。古代罗马的哲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而它的思想来源却是古希腊哲学。

人们一般认为，古罗马哲学在理论上是古希腊哲学的继续，是一脉相承的。总的来看，古罗马的思想文化一直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首先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从地域看，罗马与希腊相近，随着罗马不断扩张，也越来越将本属希腊文化圈的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希腊人在政治上降为罗马的属民，但在文化上则更多地影响了罗马人。“希腊化”世界的各派哲学对罗马人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可以说是直接哺育了古罗马哲学的成长。

罗马人继承了希腊哲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哲学根本上都是奴隶社会的思想体系。但是，古罗马哲学似乎没有古希腊哲学那样辉煌，似乎没有达到古希腊哲学的水平，显得暗淡无光。其实，这正是欧洲古代奴隶社会没落趋势在认识领域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古罗马的哲学家们，除了卢克莱修对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作了一个闪光的总结外，其他人大都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或者向宗教神秘主义靠拢的倾向。而斐洛、奥里根和奥古斯丁等人的哲学则是直接为基督教服务，被基督教利用或为基督教辩护的教父哲学。他们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奠定了基础，是通向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桥梁。

西亚是古代世界重要的地区之一。从公元前的 3、4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创立了犹太教哲学。公元前后，罗马人占领了这一地区，他们的历史中断了，但他们的宗教却直接孕化出基督教。罗马人征服了他们的国家，然而，他们的宗教及宗教哲学却风靡了整个罗马帝国，给西方世界以极大的影响。古代后期的波斯人建立了安息帝国和萨珊王朝，他们也曾创立了拜火教和摩尼教。他们的二元对立观为哲学发展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统治时期的印度，正处在奴隶制走向解体的阶段。印度的历史是比较复杂的，早在公元前 6 世纪，印度的列国时代，以种姓制为支柱的印度奴隶制社会就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各阶级把仇恨和矛盾指向维护种姓制的婆罗门教，兴起了以佛教为代表的反婆罗门的沙门思潮，向维护奴隶等级制度的婆罗门教开战。在这一思潮中，佛教提出了“众生平等”、“慈悲”、“惠爱众生”等观念，给残酷的奴隶制度及其种姓等级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把佛教定为国教。这个庞大的统一帝国盛极一时，然而佛教提出的新价值观念的传播，却与帝国内部经济的发展以及正在生长的封建因素一起，瓦解着帝国奴隶制度的基础。大约与这个统一帝国瓦解的同时，作为社会结构中支配形态的奴隶制度，也日益解体了。公元 4

至 6 世纪的笈多王朝，是印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到 7 世纪的戒日王帝国，封建制度最后确立。在这个漫长的过渡阶段中，印度各派思想家都在为新的社会寻找理论根据。这时婆罗门教重新为争夺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学说，去适应社会的需要，形成了所谓正统六宗。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在哲学史上被称为“经书时代”。佛教在释迦牟尼死后则出现了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后来逐渐形成了大乘佛教，盛极一时。然而，佛教的完全出世态度不利于它的发展，因此，它在古代后期逐渐被排

挤出印度社会，印度教在印度中世纪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佛教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方面，它传播到中国及东南亚各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必要补充，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的许多思想观念也被印度教所吸收，仍然在印度社会中发挥着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已经进入了封建

社会。公元前 6 世纪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瓦解的时期。在那个阶段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思想界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思考着。各派思想家都在寻找救世济危的良方，出现了儒墨道法等不同的学派，并在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的“仁爱”、“德治”等主张，是对奴隶制下残酷现实的否定，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中国社会没有象欧洲那样，在古代晚期为中世纪准备下成熟的思想，儒墨道法家只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当封建社会形成之后，思想建设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经过百家争鸣，各派学说在争鸣中不断融合，到秦汉统一王朝建立以后，这种思想统一的步伐也加快了。经过秦代和汉初的实践探索，到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基本完成了这个思想统一的任务。经过他加工整理，吸收道法阴阳诸家之长的新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是，尽管董仲舒强调了天人感应等神学观念，但是儒家思想毕竟不同于宗教。中国思想中缺乏宗教的成分，这是不能满足封建社会需要的。因此，中国的道教开始形成，印度的佛教也传到了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成为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纵观世界古代后期的哲学史，尽管各国各地区哲学思想的内容，形式千姿百态，但是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点，从社会政治思想或伦理思想方面，大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了调和社会矛盾，鼓吹社会平等和仁爱的思想倾向，客观上起到了否定残酷的奴隶制的思想启蒙作用。中国的儒家、墨家都主张仁爱，孔子曰：“仁者爱人”。墨子要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印度佛教明确提出“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等。在罗马，西塞罗提出了“等级和睦”的理论；新斯多亚派的塞涅卡进一步发挥了“人人皆兄弟”的思想，也提出了仁慈、宽恕等观念。他的这些观念被后来的基督教所吸收，并随着基督教广泛地传播。这些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思想家，在古代奴隶社会后期均产生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他们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思考的结晶。他们提出这些主张时的用意或许有所差异，但基本的一点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挽救社会危机。从这一点出发，他们要求下层人民各安其份，同时也要求社会上层去行仁政，善待下层的人民，避免激化矛盾。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这些说教有束缚下层人民反抗斗争的手脚的一面，同时又有劝导社会改良的一面。作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趋向，他们的思想对促进新生产关系的形成乃至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都有一种催化的作用。

第二点，古代后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大都呈现出神秘主义的趋向，明显地向着中世纪宗教神学世界观过渡。印度是一个宗教的国度，它的哲学思想本来就主要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的哲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一个神学经学体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魏晋玄学，更是将道儒合流，并且受佛教的深刻影响。中国的道教也在这个时期形成，外来佛教也在这时兴盛起来，给中国哲学思想乃至整个社会以重要的影响。在罗马，哲学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更为清晰。西塞罗公开宣称“我同意神灵存在”，

认为神灵是永恒的，灵魂不死，并主张禁欲主义和宿命论，已具备宗教神学的雏形。新斯多亚主义也突出发展斯多亚派的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观念，而抛弃了早期斯多亚派的唯物主义因素，完全蜕化为一种单纯的宗教伦理体系。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则更直接与正在形成发展中的基督教相互影响，简直就是基督教哲学的前身。新怀疑论更是神秘主义的典型，他们认为事物不可知，真理不可得，无论感性知觉还是理性思维都不能提供可靠的知识，他们把追求心灵宁静当作最高的精神境界。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流溢说，简直就是上帝创造万物的翻版。那个无可名状、不可言说的神秘的绝对的最高精神实体“太一”也就是神。可以说新柏拉图主义是古希腊哲学向基督教神学过渡的中间环节。

当然，古代后期也有一些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哲学家对宗教唯心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罗古的卢克莱修、印度的胜论派等东西方哲学家们都提出和阐发过原子论的思想，但是中世纪所需要的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因此，在新旧制度交替的时候，宗教唯心主义占了上风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原子论的发展也受到了种种限制，在实证科学未出现之前，原子论只能是一种假说，已无法继续向前发展了。人们无法证实原子的存在，宁可相信权威，走向信仰主义也是一种必然。而信仰主义，宗教神秘主义正是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