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教体制和晚明的社会思潮(1)明代的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

①文教政策。明代的文教基本实行崇儒纳士与文化专制软硬两手齐下的

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在南征北战中，懂得了读书的作用，认识到要取得政权，治理国家，没有儒学，没有儒士是不能成功的，因而在战乱时期就很重视文化教育。一方面他自己勤于学问，另外更注意罗致文人，留意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如至正十七年（公元 1357 年）攻取婺州后，便聘请学者范

祖榦、叶瓒玉、胡翰、汪仲山等 13 人，为他讲解经书历史①。在他每攻占一地后，必即访求当地儒士，设法罗致幕府，担任秘书、顾问、参谋之类。象当时有名的儒士刘基、章溢、叶琛等，都是反对红巾军的地主，浙东平定后，隐逸山林，不肯为仕，朱元璋则请之再三，终于在至正二十年（公元 1360

年）征得 3 士，特建礼贤馆，以礼相待。至正二十四年（公元 1364 年）三月，敕中书省曰：“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武，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或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诣阙面陈其事。”于是各州县岁举贤才或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间及兼通书律者，成为制度。

明王朝建立后，对人才的选取更加重视，措施亦更加有力。据《明史·选举志》载：“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各赐白金而遣之。三年谕廷臣曰：‘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五年复下诏曰：‘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彼二君者岂其智不足哉？顾皇皇于版筑鼓刀之徒者，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麟鬓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才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札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①到后来乃至有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的规定。计有明一代宰辅 170 多人，大多即出身翰林。

另一方面，明王朝又是以君主独裁为特点的封建专制政权。在文教领域里，朱元璋实行了种种禁固思想的措施。如“孟子问题”，便足以表现这种

① 《明史·太祖本纪》。

① 《明史·选举志》。

政策的实质。洪武初年，朱元璋读《孟子》至“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勃然大怒，以为不是臣子之言，于是议罢孟子配享，将其撤出孔庙。第二年虽又恢复，却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 1394 年）令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修《孟子节文》，把不利于君主专制的语句删去。如，《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篇：“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可杀”一章；《离娄篇》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万章篇》“天与贤与不贤”一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如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等，共 85 条。并且规定

在这 85 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明朝对国子学和地方学校的教官和学生都进行严格的管理与控制。国子祭酒宋纳，迎合朱元璋的意志，在国子监中设“绳愆厅”，该厅由监丞负责，对违规学生有执行刑罚的权利。国子监订有“监规”，其中规定：讲授书史，须立听讲解，如有疑问，必须跪听。“在学生员，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必先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仗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洪武二十七年，监生赵麟，因受不了虐待，贴了“帖子”提出抗议，按犯毁辱师长罪，该仗一百充军，但却从重处罚，施以极刑，并在国子监前立一长竿，悬首示众。这根竿子一直竖了百余年，方才撤去。朱元璋为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特发诏告说：“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首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钦此”①。

对地方学校则“颁禁例于天下学校，镌刻卧碑，不遵者以违制论。”卧碑内容有关于教师的，也有关于学生的。如：“府州县生员，有大事干已者，许父母兄弟陈诉，非大事，毋轻至公门”，“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可建言。”“生员听师讲说，毋恃已长，妄行辩难，或置之不问”②。这些剥夺人权，钳制思想的措施，充分体现了封建教育的实质。

②学校体制。明代统治者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强调学校教育对于选拔人才的重要作用，曾一度规定学校毕业可以直接授官，后又有监生历事之举，并制定了比前代更为详备的制度和措施。

第一、中央官学

国子监。太祖建都南京，建国学于鸡鸣山下，改名为国子监。明成祖迁都北京，在北京建京师国子监，把原来的国子监改名为南京国子监，遂有南北监之分。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典簿、掌馔、助教等官。明代国子监的监生，根据来源不同分为四类：一为“举监”，凡在京会试下第的举人，由翰林院择其优者送入监内读书。二为“贡监”，凡由地方官学的生员，选贡到国子监来学习的。洪武初年，规定府、州、县学每年贡举 1

名，嘉靖以后，改为府学每年举 2 人，州学二年举 3 人，县学一年举 1 人。三为“荫监”，凡三品官以上子弟或勋戚子弟入监读书。四为“例监”，凡是捐资于官府者，其子弟可以入监读书，此法明中叶以后开始采用。

国子监教学组织分为六堂，初等生员通“四书”未通经书者，入“正义”、

① 《南雍志》卷十。

② 《续文献通考·学校考》。

“崇志”、“广业”三堂，修业一年半以上；初等生员修业期满，文理条畅的，升中等，入“修道”、“诚心”二堂，修业一年半以上；中等生修业期满，经史兼通，文理全优的，升高等，入“率性”堂。生员升入“率性”堂，则用积分制，按月考试，一年积满八分为及格，但坐堂需满 700 天，才可毕业。毕业后即派相当官职。这种国子监直接授官的制度，造成了明初官学的发展与繁荣。

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为满足当时官吏不足之需，曾创行监生“历

事”之制。凡在监 10 余年者，派至诸司实习吏事，历练事务 3 个月，进行考核，勤谨者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平常的再令历练；下等的送还国子监读书。

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同时读《性理大全》、刘向《说苑》及《御制大诰》、《大明律令》，此外还有习字、习射等。教学活动，除朔望给假外，每日同升堂授业。课业分早午两次：第一次在早晨举行，祭酒、司业在堂讲演，学生拱立静听。第二次在午餐后举行，进行会讲、复讲、背书，亦可互相研究。

第二、地方官学

明代地方官学亦因对学校教育重视而较为发达。明太祖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相应学校，又在防区卫所设有卫学，乡村设社学，还在各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设置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等有司儒学。最盛时，全国合计有学校 1700 余所。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规定，府设教授，州

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员。各学皆设训导。明初有学官 4200 余员。学生名额，

规定府学 40 人，州、县依次减 10 人。成化中定卫学之例：四卫以上军生 80

人；三卫以上军生 60 人；二卫一卫军生 40 人；有司儒学生 20 人。名额增多，于是初设食廪者为廪膳生员，增广者谓增广生员，后因要求入学者日增，又于额外增取，附于生员之末，称之附学生员①。

学习内容，洪武初年所定学科为专习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洪武二年又重行规定，计分礼、射、书、数四科，颁经史礼仪等书要生员熟读精通，朔望又须学射于射圃，每日习书 500 字，数学须通《九章》之法。但实际上，自科举盛行以来，学校早已成为科举的附庸，明代更强调科举致仕，规定八股取士之法，因此官学只以教习八股范文而已。为准备科举考试，地方学校亦订有周密的考试制度。月考每月由教官举行一次，岁考、科考则由掌管一省教育行政大权的提学官主持，其在任 3 年内，两试

诸生，第一次为岁考，区别学生成绩为 6 等，凡附学生员考至一等前列可补廪膳生，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还可受奖。四等以下则分别给予惩责、降服、除名等处分。第二次为科考，提取岁考时一、二等生员，加以复试，考试上等者可获应乡试资格②。

第三、书院

明初，书院极不发达，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只立洙泗、尼山

二书院，后又增设几所。经过 100 多年到成化年间（公元 1465—1487 年）才

逐渐发展起来，至嘉靖年间（公元 1522—1566 年）达到极盛。

明初书院长期不发达，其主要原因是明朝政府重视官学，提倡科举，书

① 《明史·选举志》。

② 《明史·选举志》。

院也就可有可无了。一般士子也因官学待遇优厚，科举前程荣耀，不再热心于书院。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科举越发腐朽，教育空疏，官学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以讲学，于是书院逐渐兴盛，其中与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讲学尤有直接关系。王、湛均为明代中叶的理学思想家，王守仁主张“致良知”，湛若水则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为了宣传他们各自的学术观点，在其所到之处，建立书院进行讲学，使书院数量大增。王、湛死后，他们的众多弟子为了纪念老师，宣传其学说，建立书院更多。嘉靖一朝，光安徽就有书院 39 所之多，江苏也建了 18 所，全国情况可以想见。

明嘉靖书院兴盛之后，曾有 4 次禁毁书院的举动。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

（公元 1537 年）；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第三次是万历七

年（公元 1579 年）；第四次是天启五年（公元 1625 年）。明代对于书院所以会出现“官学化”和“禁毁”两种对立的情况，这正表现了明朝统治者，利用书院为其服务的两手策略，能够纳入官学轨道就予以保护，不能纳入就加以禁毁，同时也是明王朝专制集权主义的表现。第一、二次的禁毁之举，主要是针对王、湛之学的传播。《明通鉴》卷五十七载，嘉靖十六年四月“壬申，罢各处私创书院。时御史游居敬论劾王守仁、湛若水，伪学私创，故有是命”。第四次禁毁则是针对东林书院。东林书院设在江苏无锡，万历年时，有被明政府革职的户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他们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权者，得到许多在野士大夫以至一批在职官吏的“遥相呼应”，形成一股反对当朝的政治势力。经过激烈的斗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终于禁毁东林书院，逮捕、屠杀了一批东林党人。

③科举定制

朱元璋在称吴王时，曾设文武二科取士。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明

王朝初定天下，因官员缺少，正式下诏开科举，洪武十七年（公元 1384 年）

确定三年大比的制度，即每隔 3 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的秋季举行乡试，称“秋闱”；每逢丑、辰、未、戌年的春季举行会试，称“春闱”，并规定详细的科举程式。

自隋唐行科举以来，历代考试科目均有进士、九经、开元礼、三史、三传、学究、明法等科，而明代却只有进士一科。考试步骤分做 3 步：第一步在各省会举行，叫做“乡试”，中式者为“举人”；第二步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叫做“会试”（或省试）；第三步，会试中式者，天子亲自在朝廷策试，叫做“廷试”（亦称殿试）。“廷试”中第者叫做“进士”。廷试发榜分为一、二、三甲，第一甲只 3 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参加“乡试”的资格为府、州、县学生员之考试及格者、儒子之未仕者及官之未入流者，都可由有司选举其资敦厚、文行可拘者充之。如为学校训导、未教生徒、罢闲官吏以及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

参加“会试”的资格为乡试考中的举人，以及历届会试未中的举人，国子监的监生也可与地方举人一同应试。

明代考试内容包括经义、当代的诏诰、律令、经史和时务策等 3 方面，明初经义以“四书”、“五经”为限，而“四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永乐年间，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本，其中完全体现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可见，做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

学，不仅被定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学教材，而且成为士人仕进的唯一根据。明代科举分 3 场举行，每场所试内容和份量，乡试和会试完全相同。第

一场试四书义 3 道，每道限 200 字以上；经义 4 道，每道限 300 字以上。第

二场试论 1 道，限 300 字以上，诏诰表内科 1 道，判语 5 条。第三场试经史

时务策 5 道，俱限 300 字以上，但力有未足的可减少 2 道。考试所用文体，规定一律要用“八股”。所谓“八股”，即“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①据此可知，“八股”特点有三，第一，“八股”文之试题取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四书”已与“五经” 齐名。第二，八股文章只能依据朱熹《四书集注》“代圣人立言”，不能丝毫阐发己意。第三，八股文章必须采用固定格式的排偶文体，否则不能入仕。明代科举这一变化，使得科举考试更加形式化，对于束缚思想，教育空疏，产生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