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吸收和方法、态度上的异同

中日两国的吸收欧洲近代文化，如果从所吸收的内容及其传播范围来说，那么日本要比中国全面、广泛得多。究其原因，是两国对欧洲近代文化的认识差异，以及由此所表现出的对吸收欧洲近代文化采取的态度和方法的明显不同所致。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具有高度发达的传统文化，它往往以老大自居，对外来文化总是抱着鄙薄的观念，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拒绝的态度。即使是到了近代，人们仍相信儒学是天经地义的、万世不变的“圣人之道”，无视被称之谓“夷狄”的欧洲近代文化，对其或斥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①，或者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重的失败，

才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胜利，是因普及教育和实行法治有成所致，于是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逐渐地改变对欧洲近代文化的心态。

日本是一个偏居东亚的岛国，见闻闭塞，对外来文化素有新鲜感。当葡萄牙人登上日本国土，带来了“铁炮”这一“稀世珍物”后，数年间就有日本人自己仿制的“铁炮”竟达数千枚。1549 年沙勿略来日，传播天主教 30

年余间，到公元 1581 年，日本就有教堂 200 所，信教者达 15 万之多②。翌年， 派出了“遣欧少年使节”，由长崎出发赴欧访问已步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世界，大开日本人的眼界，改变了传统的唯中日印三国即“世界”的观念。德川吉宗宣布除有关天主教以外的洋书解禁以后，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对欧洲学术的研究、传授的规模和程度均有相当的发展。这集中表现在对荷兰书籍的翻译方面。

再者，西方学术立即进入教育系统，许多人自觉接受“兰学”教育。各藩设有藩学，还有民间的塾堂，听讲者也为数众多。如大规玄泽的“芝兰堂” 有 90 余人、绪方洪庵的“适适斋塾”有 600 余人、伊东玄朴的“象先堂”有

400 余人接受兰学教育。日本的这种规模和程度在同时期的中国是绝对看不到的。日本人在吸收欧洲近代文化的过程中，在机构设置、实际措施、思想认识和人才培养诸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中日两国吸收近代欧洲文化所采取的方法上的差异，可以概括为：日本

①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12 页。

② 后藤末雄：《日本·支那·西洋》，生活社，昭和 18 年，第 249 页。

是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法，即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同时并举。与此相比，中国则伴随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进行偏面、孤立地吸收。这样，中国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欧洲近代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的种种牵制和障碍，致使中国仍然维持着原有的旧政治体制和传统的儒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