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西方教育第一次传入中国，为国人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文化的小窗口，给中国几千年来封闭的传统教育带来一丝新鲜空气。当时来华的耶稣会士，尽管以传教为根本目的，但他们中很多人学识渊博，在许多领域有很深造诣。而且，愿意尊重中国传统和礼仪、风俗、谙熟汉语，积极与士大夫们交往，给中国学术界的知识价值观、学术风气和研究方法带来很大的影响，在整个学术界唤起经世致用之风，注重客观考察、考证、分析、推理等科学方法。这些都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对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所起的历史作用，估价不能过高。因为，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考察，这次中西文化交流并没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强烈的效应，尤其是对顽固的中国封建文化所起的作用更是微小。其原因在于：

其一，明末清初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是为了开辟一个东方基督教之国， 在华活动的宗旨是为上帝服务而不是为科学服务，传播西学只是他们传教的一种手段。这就决定了这次西学东传无论在内容的选择上，还是在传播的深度、广度和主动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由他们作媒介传入的西方学术和科技，对中国的冲击力、开拓力和征服力，远不足以动摇中国文化的稳固基础。

其二，传统观念上的保守、狭隘和虚骄心理妨碍了对西方文化的吸收。长期的封闭自守造成了人们观念中的夜郎自大、自以为是。西方诸国在中国人眼里一直是“蛮夷”之国，只有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国中之首。尤其在封建统治者的脑中，这一套思想更是根深蒂固。因此，他们中许多人把西方科技视之为“奇器淫技”而加以排斥。还有许多人对传教士持怀疑态度，无论是其宗教也好、学术也好，一律不闻不问。传教士们向中国人介绍地圆说和世界五大洲等地理知识，对此中国的正史却批判“其说荒渺莫考”①。真正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积极接受先进科学的开明之士毕竟只是极少数。在这种盲目排外情绪占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徐光启等人尽管从传教士手中取得了科学的种子，也很难使它们萌发成长。

其三，天主教与儒学的冲突也阻碍了中国儒生对西洋文化的接受。具有市民文化倾向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早先是利玛窦的朋友，但后因对天主教的态度问题而到处指责利玛窦；他对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也根本不理解，晚年反而沉醉于佛学中了。当时西方的科学是传教士们传来的，文化背景的冲突无

① 《明史·意大利亚传》。

疑使很多儒生在否定基督教的同时，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也拒之门外。这就使得徐光启等先驱者无论怎样宣传新科学，其社会影响终究是很小的。所以， 利玛窦等带来了几何学、逻辑学、物理学、新的地理天文观念、自鸣钟、玻璃镜、仪器、火器的制造技术等等，促进了徐光启等一批科技人才的成长， 可是，随着传教士的退出和徐光启等人的逝去，这些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在中国便消声匿迹了。圆锥曲线和解析几何的计算方法传到中国，可明清一代的数学家仍然按照旧的套路计算着曲线的长度和它们所围的面积、体积。教士们携来的各种先进器具，因其制作精巧、新奇而往往成了皇帝宫中的玩物。例如明神宗把自鸣钟置于花园特建之亭里，只许宫中珍藏。康熙帝稍为明智一点，他还懂得“自西洋人得作发条之法”，仿制了自鸣钟 10 座，然而依旧“以为玩器”，闭于宫中而不外传。民间也曾一度仿制过这一类东西，但终因不得其要领而渐失其法。其它如测天仪、显微镜、起重器等的命运也不过如此。

其四，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很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和惯性，它能消融外来文化，使它不能按其固有形态发挥作用。如西方逻辑学和实证主义的研究， 给明清的学术风气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到后来却导致了“古典考证学独盛”的局面，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变态或异化现象。单纯整理古文化的考据辩证之学，同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们借阐述古希腊文化以掀起人文主义狂飙的情形大相径庭，即使是同明清之际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比，亦有所倒退。许多学者知道一点西方的新方法，但“新瓶装旧酒”，采取新方法、新形式，发展的依旧是传统文化的那套内容。这只能使得旧文化的固有形态更加完善，更趋极端。

另外，统治阶级的人为压制也使西学未能流向社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例如，耶稣会士巴多明按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的新发现而编成《人体解剖学》。然而书成之后，朝庭却严禁传抄和外流，致使此书未起任何作用。这类作法，清代比明末更为严重。在对外文化政策上，清统治者是越来越深地陷入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泥潭之中。不仅西学东渐的进程在雍正帝以后嘎然而止，而且原已传入的那些学术也渐渐被窒息了。

可见，中国社会旧文化的巨大惰力，顽固地抵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阻挠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可以说，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西学和中国人对它的接受都没有超出传统文化消融外来文化的范围，还不能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和谐与平衡，产生不了多大的冲击力和激荡作用。它象一缕清风吹进了神州一隅，在一块很小的水面上泛起几道涟漪，但过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又犹如涓涓之泉，注入沙漠，终于不出百里而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