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实学”主义教育思潮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想，以其反传统、批判程朱理学和崇尚自然科学的鲜明特色，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而准备了清算古代学说的基础，孕育了近代民主思想和近代教育理论。

①反封建的叛逆精神。明末清初的启蒙学者，皆“抱刘越石（刘琨）之孤愤”①，总结明朝灭亡之教训，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揭露社会矛盾，提出了含有民主思想光辉的社会政治理想。

梁启超、康有为、严复（公元 1853—1921 年）等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继承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反封建的叛逆精神，批判封建社会制度，呼唤资产阶级的民主。梁启超说：“兴民权者

① 《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 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诗文集》。

断无可亡之理”②。而康有为则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教以代替或改革封建君主制度。他说，救国之道在维新，而维新之途在学西方；学习西方，不惟是学习西方科技，更要学习西方的立宪政体，它赋予人民平等自由的权利，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至严复，更是强烈地宣传“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思想。他认为，中西学术之旨的相异，不是天文，历算等格致之学，而主要是：“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③。总之，是西方自由，而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不自由。可见，他们融明末清初启蒙学者的反封建精神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一体，呼吁变法、革新。

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封建斗争，较维新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更加猛烈。陈天华（公元 1875—1905 年）、邹容（公元 1885—1905 年）等革命志士，将矛头直指孔孟之道。他们谓孔孟之道是独夫民贼培养奴隶的武器，号召人民不要被封建礼教所束缚，不要做忠君法古的“圣贤”，而要做革命的“圣贤”。陈独秀（公元 1886—1942 年）、李大钊（公元 1889—1927 年）、鲁迅（公

元 1881—1936 年）等人，将明末清初的反理学斗争进一步深入展开，揭橥了“反对旧礼教”和“打倒孔家店”的战旗，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民主和科学。他们尖锐地指出：封建礼教是现在的屠杀者，而孔子这具 2000 年前的残骸枯骨，则是历代帝王专制统治和封建家族制度的护身符。这种“圣人之虚声”，扼杀出版、信仰、教授等思想自由，其祸害甚于用皇帝的权威来残害人民的身体，因为它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子孙们的将来。

可见，明末清初启蒙学者的反封建、反理学的思想，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而且斗争意识日趋明确，主题日益深化。而这种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传统，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留传至今。

②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虽然明末清初的启蒙学者皆奋起批判八股取士制度，但是，直至鸦片战争以后，统治者所重视的，仍不是经世致用的有用人才，而是所谓“楷法”，有真才者，往往因楷法不合格而被舍弃。因此，为官禄仕途，士人学子们皆不顾国家的盛衰兴亡，而将有用之精力、宝贵之年华，耗于楷法上。而科举文章，更是转相抄袭，剽窃而成。所以，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都象明末清初的启蒙学者一样，愤怒声讨科举制度，谓之非但使人才没有报国之门，且使士人学子“心术坏而义理锢”①。因而，龚自珍大声呼吁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②。

总之，明末清初的启蒙教育思想家为培育于国于民有益的人才，对以汉宋两学为内容的旧教育，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以后的启蒙思想家如戴震、魏源、龚自珍，以及维新运动中的梁启超、康有为、郑观应、谭嗣同等，皆承其意，而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且要求建立新式学堂，研习西方近代科学的内容。这样，便是要求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移植于中国，以之代替无实无用的封建教育。

③标举以科学为主导的教育内容。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砸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列强入侵中国，奴役和压迫人民。面临这样的现实，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① 《龚自珍全集·述思古子议》。

② 《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

曾经参加反英斗争的魏源，深深认识到：列强坚船利炮的长技，是其逞霸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时，顽固派重弹反对奇技淫巧的老调，而魏源则以明清之际的实学批判顽固派的论点，理直气壮地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圣人之道相并列，并具体指出：圣人学说的“六艺” 之一“射”与“御”，就是西人之火轮火器的长技。以后，曾国藩等洋务派接过了魏源的口号，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军务为中心，兴办洋务教育和洋务事业。但是，他们与魏源的根本差异，是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民多于制夷。

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实质，仍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至严复提出“西学救亡”论，则更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倾向。而严复的理论，又是徐光启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充分发挥。严复指出：

（一）科学是政教、学术的基础。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有“中体西用” 之说。体，即政教；用，指技艺；体是本而技为末。而严复则认为，科学是政教、文化学术的基础，体与用乃同一物。洋务派企图以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而严复则说，所谓坚船利炮的技艺，其主要原理是科学；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科学主导着一切；用科学的公例通理指导社会政治，以自由思考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故有优于封建制度的社会政治措施。所以，若“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

（二）学习西方的实验实践之道。科学重视实验和生产实践，以之为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治学过程中，就不需要固守家法，承袭师法；亦不需要抱成见，或饰以文词；更要反对主观臆断，而注重独立思考，自由创发，唯真理是求。

（三）通过学习科学而锻炼、发展思维能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要求知于未知，求能于未能。学习科学最大的功效，是锻炼智虑，发展抽象思维的能力。

总之，要拯救中国，治疗其一愚二贫三弱之大患，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倡导科学，因为科学中包括了民主、自由和智慧，是愈愚、疗贫、起弱的良方。因此，只要能救国救世，任何学说（无论其中西之别、新旧之异），皆可采用；而一切不利于国家繁荣强盛的东西，虽出自父祖君师，也必须扫尽。

在严复的这三点主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徐光启思想的痕迹。

④儿童教育。明末清初教育思潮的儿童教育理论，反对程朱理学扼杀儿童天性、桎梏其个性自由发展的专制主义教育，主张顺其天性，寓教于乐，并根据其生理、心理机制成熟的条件，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在教法上，则讲究因人因才因时而宜。这一儿童教育理论，随着西方学说大量地被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随着批判封建制度、封建文化教育斗争的深入，日益受到重视，并一直影响至五四时期的教育理论。其中，民主革命的战士皆呼吁，不能让封建教育再摧残儿童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蔡元培（公元 1868—1940 年）也指出：是否让儿童的个性自由发展，是新旧教育的分歧所在。他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①他认为，传统的封建教育是“守成法”而求“划一”，资本主义的新教育是顺其天性之自然，充分发展个性。因此，他反对以培育科名仕宦之人才为目的的旧教育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阻滞儿童的智力发展；而主张通过教育，使儿童因其才质而自然发展。他还要求教师根据

① 《蔡元培选集·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儿童的才质差异，因人制宜地指导他们的学习和作业，让他们发展个性，发挥才能；而不能以注水瓶式的硬灌方式教授学生。

诚然，蔡元培的儿童教育理论，是深受西方教育学说和杜威理论的影响的。但是，明末清初的儿童教育理论孕育着新思想的萌芽，故中西学说中有其溶和之处。通过明末清初启蒙教育思想与蔡元培主张的比较，我们又可以看到，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潮，确实是开启了通往近代教育的大门。

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想，深刻地启迪了近代教育理论。然而，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想却未能动摇中国传统教育的根基，而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的方向，除了诸种政治、历史的原因外，这些理论还有着其致命的弱点：中国古代历来是以学校为致治之本，以为天下兴亡皆系于教育的盛衰。所以，思想家、教育家追究治国之道，皆以培养人才为治国平天下之关键。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构建资产阶级的近代教育，则仅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这就决定了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否定，虽涉及封建社会的时弊，但更多的是以教育论教育，而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社会制度。他们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吸收，亦是仅侧重于天文历数等自然科学，徐光启对教育内容的主张就是典型。发展至近代，有种种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论。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改造旧中国的第一步是革命，只有推翻“以天下为私”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彻底改革旧的教育，才能真正重视自然科学。若仅致力于教育、科学事业，则封建统治者非但不会提倡，且将设法摧残之。这是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等人终其生而不能展其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潮，毕竟闪烁着民主思想的灿烂光辉，启示着后人为实现先驱者们的未竟之志而奋斗。